近期温总理多次表达对就业的关注。虽然此前经报道中国多地出现返乡潮，但从人保部数据看，全国城镇新增就业已经完成全年目标的77%，规模裁员和临时性减员不具有普遍性，求人倍率仍在高位，劳动力价格依然较高。就业主要系于对经济下行的判断，系于对经济内在运行和政策外在影响的区分，中期意义重于短期现象。
2011~2012年增长持续下行，但是失业却迟迟没有发生。一种解释主要归结为人口问题，资本市场自2010年开始集中讨论刘易斯拐点问题。另外的一些解释是：地方竞争、产业转型、政策干预——从刺激到维稳：一是地区间的竞争，内陆地区的扩张导致劳动力回流；二是政府支出需求的过快增长，这种劳动力需求对私人部门产生了挤出效应；三是劳动力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流出，以及无序流动和大量闲置。政府对经济进而劳动力市场的干预，不仅体现在国有部门，也体现在私人部门，通过税收、补贴、土地、融资、隐性担保等各种方式进行，最终结果是中小企业的调整，伴之以经济效率的降低和隐性失业，使得劳动力市场与实体经济出现了背离。高增长期的充分就业，使得就业率不能反映经济转型和经济下行中的就业压力，政府干预的影响，以及干预政策外生性和不连续性，就业率就可能是一个非连续变量。当前对失业的担忧毋宁说是对于经济前景和经济转型的艰难程度的担忧。
2012年二季度之后，劳动力紧张的状况开始有所缓解，虽然二季度的全国的求人倍率还在1.05的高位，但结构性的失业和裁员已经发生。失业风险的临界点的判断，一个是主观的临界点，或者说失业的容忍度，这涉及政策目标变化；一个是客观的临界点，失业的实际发生概率，也会影响到主观的临界点，不好定量。
从影响就业的经济指标来看，一是收入指标，从名义经济增长而言，2011年底尚有17.45%的高速增长，到2012年一季度随着通胀回落已迅速回落到11.2%，二季度进一步回落到10.3%，预计下半年随着通胀和同比增长的企稳，全年回升到高于10%的水平，但较之去年大幅下降已成定局。名义收入增速回落，给内需和就业的滞后冲击还待显现。收入分部门、居民、企业和政府。企业的利润和政府的收入都下降很快，分别影响到企业和政府相关部门的就业。国有企业的利润在2011年开始持续负增长，而私营企业的利润依然保持了正增长，这对失业的隐忧有所减轻，但并不能消除，因为私人部门的就业对利润更加敏感。居民收入的下降，体现在工资总额增速下降，甚至于工资份额的比重下降，从微观企业角度，收入下降之后会减少工资支出，宏观层面的工资率和就业都会下降。
二是风险指标，地方政府的流动性风险和银行的资产质量风险。这关系到资产负债表的收缩。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上一期回归之旅中再次强调关注信用收缩。我们也认同，短期这个风险被首先缓释，但仅仅是外在干预而非经济内生意义的排除。
短期的失业风险多大？难以从中期的人口和产业结构变化去推断，大致判断，就业压力在增加，但仍然可以维持，主要在于短期维稳政策具有连贯性，只是一个维持成本的问题。理解当前的政策，一种是经济政策的放松和刺激，持续低于预期，另一种是广义的经济和社会的维稳政策，在持续强化。这导致了增长和就业的经验关系的丧失和增长目标的弱化，增长下行到7%还是6%会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可能并不存在确定的临界值，难以通过增长来判断失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针对就业压力趋大的政策调整，也将在生产性较低的维稳政策替代总量经济干预政策的背景下渐行。
经济转型是否已经开始？能否在可接受的失业范围内发生？对于前者，维稳和转型相悖。对于后者，存在一个悖论，即经济调整的程度不够，那么经济转型可信度就不高。经济转型中的企业盈利，如果没有企业的破产，就难以切实改善，如果有破产，则必有失业。短期转型动力不足，所以转型的风险，包括失业的容忍度也就不是短期所要关注的风险点。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政策决策日益复杂和困难，这主要来自于经济下行期相互冲突的多重目标的共存。增长、就业、通胀、资产价格、财政金融风险，已经提高了对增长下行和通胀上行的容忍度，我们判断，中期政策目标需要重新抉择，在就业和资产价格目标之间权衡，短期可能有限牺牲后者，中期牺牲后者也无法满足其他目标，只能更早的提高对失业的容忍度。2013年之后，维稳从主观和客观的动能可能都将削弱，经济周期的力量将重新胜出。维稳减退，带动的边缘就业将被率先挤出，劳动力市场的重新整理开启，才有经济的转型。经济转型中要素市场的变革加快，要素的自由流动、重新配置和市场化定价是大势所趋。劳动力市场是其中之一，不破不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