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代表团在伦敦奥运会获38枚金牌，名列第二，应该说是很骄人的成绩。但也许是有了上届51枚金牌和第一名的地位，国人总还是挥不去一丝遗憾。
　　其实，从历史角度看，自1984年新中国第一次派队参加夏季奥运会至今仅仅28年，就已稳坐世界前二，这已非常了不起了。而如果从首次坐上第二宝座的2004年雅典奥运会算起，中国进入奥运会“超级大国”之列仅用了20年。再换种算法，如把奥运会奖牌榜前三叫做世界体育强国，我们只用了16年（2000年悉尼奥运会就已实现了）。如此神奇的速度，不能不让人联想起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
　　1979年，我们的GDP是4000多亿，仅过了6年，这个数据就翻了两番还多，达到9000多亿；到了1988年，GDP就翻了三番还多(15000多亿)。而到了2010年，中国（大陆）的GDP已达到惊人的40000多亿，稳居世界第二。翻开人类近代史，能与如此成就相媲美的，也许真只有中国的体育了。这也许就是为什么人们总喜欢把这两者放在一起比较的原因吧。
　　不过，人们对于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似乎自始至终都比较理性，因为我们知道与真正的经济强国还有很大差距，粗放式经济增长本身负面的东西很多，甚至可能危及经济的健康发展，所以一直在呼吁转变增长方式、调整产业结构。
　　同样的反思也出现在体育界，就在悉尼奥运会我们第一次名列三甲时，就有人提出金牌背后的一系列问题，比如在田径与游泳这两个最主要的运动基础类项目上我们还相当落后，在集体项目上除了女排在此前洛杉矶奥运会表现优异后就再无建树等等。这些问题反映的不是单纯的金牌分布问题，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我们在体育基础和民众平均体质与真正的体育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尽管比经济界的理性慢了半拍，但体育界的反思还是很准确的。由于田径与游泳的落后（据专业人士讲这两个项目分别代表有氧和无氧运动，是运动的最基础），使得中国的体育人才选拔不是依靠厚重的基础，而是依靠人数优势上的天才数量。这一点在我们的优势项目上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乒乓球、羽毛球、体操、跳水，这些项目本身就更容易眷顾天才运动员，国外运动员在这些项目上取得成绩的也大多如此。因此，中国的体育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天才体育”。
　　然而天才体育有着先天不足，当天才辈出时，成绩就好，反之则反之。比如国人引以为傲的黄金一代中国女排，豪取世界大赛“五连冠”。但当这批运动员退役后，女排这个项目低落了差不多二十年；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游泳因“五朵金花”的出现几乎横扫女子项目，这之后中国游泳几乎销声匿迹，直到这次伦敦奥运我们又有了孙扬，有了叶诗文，才重现往昔风光。
　　好在中国是人口大国，即便天才与普通人的比例不变，天才的绝对数量仍比别人多，于是就有了中国体育现在的世界地位。中国经济与中国体育在这方面本不具有可比性，但靠着市场经济起步晚，市场资源和经济资源的相对剩余，中国经济在前三十年单靠“吃”市场红利就足以支撑快速增长，不妨把这样的经济叫做“资源经济”（主要是市场资源丰富）。
　　就像天才体育不能等同于体育强国一样，资源经济也不能等同于经济强国。体育界关于前者的认识虽然很早，但真正引发变革的还是北京奥运会后，但真到了金牌数回落时，我们的心理还是失落的，这可以从此次中国代表团迫不及待地将中国队此次在伦敦奥运会的成绩界定为“境外参赛最佳”中管窥一斑。中国经济界对后者的反思更早，并一直不断呼吁放缓速度、转变方式、调整结构，可真到了经济减速时，市场的情绪同样准备不足，今年以来股市的低迷就充分反映出这一点。
　　如此看来，我们该回过头来再反思一下当初的“反思”，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体育环境：人种体质在某些项目上的天然短板（比如身高）、民众对体育成绩的特殊情感（民族自尊心的体现）以及举国体制。也许“天才体育”就是眼下最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道路。经济也是一样，因为市场资源丰富，剩余劳动力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压力，价值理念和效率体系尚未成熟，这个时期稍微粗放一些，稍微低效率一些并非不是一种选择。如今，当全民因为经济增速减缓而患上不适症时，缓解此症的办法恐怕还得借助以前的方法（比如放宽货币政策，重新鼓励投资拉动等），然后再采取渐进的方式来逐步实现经济结构的调整。
　　说到底，我们还没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中国经济理论，发展市场经济是要借鉴西方的理论，但不可不考虑中国的某些特殊性，只有把这些特殊性结合到经典理论中，才能少走弯路，少走错路。就像中国体育短期内依然需要走天才体育的道路一样，中国经济短期内恐怕也摆脱不了资源经济的基本模式。这不是宿命，而是实事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