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理论界和实践部门流行的一种“恐投症”危害甚大。经济学理论及实践告诉我们：经济增长的源泉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停滞问题，正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近十多年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正是由于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及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引发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不仅是经济增长和国民福利的损失，也是这些年来我国通货膨胀形成的根本原因。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充分有效地促进储蓄向投资转化，从根本上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当前要稳增长，就必须稳投资。

　　正确认识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要有“恐投症”

　　去年以来，我国通胀一路走高到6.5%，后经调控逐渐回落至今年7月1.8%的水平，创25个月来的新低。而经济伴随调控一路走低，GDP从去年一季度最高的9.7%降至今年二季度的7.8%。有学者把当前经济增速的这种回落归因于2009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的后遗症，极力反对任何放宽投资政策的宏观政策调整。
　　但经济增长速度过快回落还是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并见微知著，对宏观调控政策进行了预调微调。央行也预调微调了货币信贷政策。奇怪的是股市并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反弹，反而出现较大幅度下跌。对此，有投行人士将其解读为人们对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方案的担忧。社会似乎出现了一种谈投色变的“恐投症”。
　　我认为谈投色变的“恐投症”源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对我国现实中存在的投资效率低、浪费现象严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的不满，认为是高投资导致低效率、导致产能过剩和浪费;二是在理论上混淆了投资、消费与出口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认为我国经济问题的症结是高投资挤占了消费，制造了顺差，扭曲了产业经济结构。
　　消除“恐投症”，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入手。回顾一下经济增长理论，从最古典的土地、资本二要素生产模型，即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到后来引入技术、教育、制度等要素的各种经济增长理论及模型，没有一个不强调资本的重要性，也没有一个把消费作为推动增长的要素。
　　相反，所有理论都告诉我们，消费与形成资本的源泉——储蓄是一对此消彼长的矛盾。现在消费多了，为可用于未来扩大生产能力、推动经济增长的储蓄就少了，所有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起飞阶段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消费高，储蓄上不去的问题。
　　由于消费后的剩余不多——储蓄上不足，可用于扩大再生产能力的投资能力较低，经济难以摆脱增长的困境。世界上经济落后、经济增长上不去的国家都是储蓄率低投资率上不去的国家。相反，世界上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都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
　　我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快速增长和欧美经济当前出现的债务危机及增长停滞问题也从实证的侧面说明了储蓄的重要和投资的作用。
　　欧美都是消费率高，储蓄率低的国家，如果消费能带动增长，那欧美应是当今发展最快的国家。可事实恰恰相反，越是消费过度，储蓄不高的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最低，债务危机最重。如到2009年时，希腊消费率为91%，储蓄率却仅有9.1%；西班牙消费率达到77.8%，储蓄率为22%。
　　美国也面临同样问题。消费率大大超过储蓄率，支持不了国内投资所需，被迫负债。如美国2009年时消费率达到了88.6%，储蓄率仅有11.5%。在这些高消费、低储蓄的发达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陷入停滞的时候，我国经济却以世界少有的速度连续30年高增长，其原因恰恰在于高储蓄支撑下的高投资。
　　1978年以来，伴随着我国储蓄率的上升，我国的投资率也逐步提高，尤其是2000年以来，投资率上升得更快，2008、2009、2010年分别达43.9%，47.7%、48.6%。从1978-2011年，我国年均投资率保持在38%以上。计量分析表明我国投资率与GDP增速为正相关关系（1978年-2008年相关系数为0.42，1990-2008年为0.6）。可以说，没有我国的高投资，就没有我国的高增长。
　　理论和实证表明，消费是无法带动增长的，它是增长的归宿，而不是增长的源泉。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投资，投资的源泉是储蓄。经济增长理论和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都在告诉我们投资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源泉。
　　虽然决定各国经济增长的因素很多，有技术、资本、劳动力等各种因素，但其中，由储蓄率决定的投资率的高低是关键性决定因素。消费率高低是经济增长率高低的负决定因素。我国经济发展的良好表现及欧美国家当前所面临的经济困境恰恰说明投资的重要性及过度消费所带来的危害。

　　我国的高投资源于我国难得的高储蓄优势，这种优势正在减弱

　　一个国家经济要更快地增长，需要更高的投资，而更高的投资必须有更高的储蓄支撑。可惜高储蓄并非想要就要，想有就有。它是受一国的经济发展阶段、人口结构、制度环境等多方面因素决定的。其中，经济发展阶段和人口结构及体制改革红利是决定我国高储蓄率的主要因素。
　　从经济发展的阶段来看，发展经济学理论及发达国家和一些成功实现工业化的新兴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在经济发展成功地从起飞阶段向更高发展阶段转变的时期，往往是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们收入提高迅速的时期。伴随着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它们的边际消费倾向会趋于下降，相应的剩余-储蓄倾向会趋于上升，这种储蓄率的上升正好又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条件。
　　但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伴随居民收入增长的边际消费倾向的下降，速度会自然放慢接近自身极限，相应的，储蓄的增长速度自然放慢，储蓄率会稳定下来，甚至趋于下降。
　　我们把全世界的国家和地区分为低收入、中低收入、中等收入、中高收入、高收入五个层次，对这五个层次国家和地区，从1970-2010年的平均储蓄率进行比较即可发现，低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储蓄率在这近20年时间里翻了一倍，而高收入国家的储蓄率呈下降趋势，中等收入国家的储蓄率相对较高。处于起飞阶段国家的储蓄率明显高于发达国家，1990年代以后，高出近10个百分点。
　　可见，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消费和储蓄的比例会自然发生变化，储蓄率从低到高，再会经历从高到低的过程。这种现象在所有经历了经济发展阶段成功转型的国家都客观存在。这一客观规律恰恰为工业化加速创造了高投资的条件，并促进经济发展更快地向成熟阶段转变，从而使高储蓄走向自己的反面，而进入高消费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实际增长超过7%，其中，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人均343.3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19109.4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133.6元增加到2010年的人均5919元。
　　伴随收入增长，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递减过程，相应的，居民的储蓄潜力得到了很大提高，这为我国的高储蓄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从1978年到2011年，我国居民的储蓄率从12.4%上升到39%。
　　从人口结构来看，这20多年来我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可能是解释我国高储蓄率的一个相当关键的因素。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恰好是我国工业化加速和60年代出生人口形成劳动力高峰的重叠期。
　　丰富的年轻劳动力供应从两方面提高了我国的储蓄率：一是劳动阶段也正是创造财富、收入增长快于消费增长、形成储蓄积累的阶段。二是大量新增劳动力所形成的劳动力市场供给远大于需求的趋势，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增加了企业的利润，成为企业储蓄，即所谓人口红利。
　　根据我国历次人口普查的情况，改革开放以来我国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一直处于上升阶段。1982年这一比例为61.5%，到1990年上升为66.7%，2000年为70.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已经达到74.5%。根据我们的计算，我国的储蓄率与国民收入增长和劳动人口占比正相关，劳动人口每个百分点占比的变化会影响储蓄率2个百分点的上升或下降。
　　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对我国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逐渐显现出来，劳动人口年龄呈现出快速上移的趋势。根据2004-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调查样本数据和抽样比推算，35岁以下劳动人口呈现持续净减少趋势，推算数据显示2009年全国35岁以下劳动年龄人口为3.727亿人，较2003年减少3738万人，规模下降9.1%，年均减少约623万人。
　　同时，1990年代后我国新出生人口大幅减少，总抚养比逐年上升，这些变化都将压低居民储蓄倾向，拉高消费率。可见，我国即将面临一个消费率自然上升，储蓄率自然下降的趋势。可以说，消费时代不请自到，使我国面临工业化现代化尚未完成而提前进入高消费阶段的困境。
　　从制度红利来看，整个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带来的就是制度结构的变化，这种制度结构的变化一方面带来国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带来了企业效率的快速提高，这都为我国企业储蓄的快速增长创造了条件。
　　我国的储蓄结构具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企业储蓄占比大，且提高很快。从1992年至2011年，我国企业在整个储蓄中的占比从32.2%上升到42.8%;而居民储蓄占比则从55.7%下降至47%。
　　这一方面反映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合理因素，即企业占比过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我国国有企业体制改革的成功和其他各种所有制企业的发展进步，经营效益明显提高，发展后劲充足。但随着制度结构的日趋成熟，制度变革所带来的红利会自然趋于下降，由此而来的储蓄来源也会趋于减少。
　　基于上述原因，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高储蓄并非源于居民不消费、少消费，而是源于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和中国特有的人口结构及制度变革，是特定历史阶段的特殊机遇，而非我们想要就要，想有就有的。是上天赐予我们的特殊礼物。我们应倍加珍惜，好好用于增加国民福祉。否则，机遇即将消失，支撑高投资的高储蓄条件不再存在，经济很有可能步入一个由高速转入中低速时期。这时，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任务远未完成，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很大。国家很有可能会陷入一种未富先老的状态。工业化现代化的完成可能因我们丧失高储蓄和高投资而遥远无期，甚至变得遥不可及。

　　对我国的投资率要有实事求是的正确估计，不要轻易得出过高的结论

　　近年来，媒体上充斥着关于我国投资率过高的各种评论和意见，一些专家学者也认为中国的投资率是过高的，但仔细研究之后你会发现，没有一个提到投资率的高低如何判断？什么样的投资率才是合理的？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宏观经济学的最基本原理，即宏观经济平衡的最基本条件投资必须等于储蓄（I=S），我们就不难推出判断投资率高低的标准是储蓄率。按照这个标准去分析研究我国的投资率或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我们就会发现，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由于体制原因，我们的投资率存在高估，而消费率存在低估。
　　2011年世界银行有个研究报告认为，由于统计方法，税收规避，投资漏损等因素使我国的投资率存在高估，消费率存在低估，两者偏差可能在10-15%左右。即消费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40-55%，而投资占GDP的实际比例应为35%-40%左右。
　　其实，如果我们仔细分析一下我国的投资体制，就不难发现造成投资高估的主要因素有：
　　一是项目层层转包，投资资金大幅缩水，一些中标人将其承包的中标项目压价倒手转让给他人，最后实际用于工程建设的费用大为减少，固定资产投资投入远没有统计数据上的那么大。
　　二是虚设项目与虚报价格。即在工程项目中存在虚设项目、虚报采购价格、重复计算工作量等。国家发改委2006年在中部六省区开展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清理检查过程中，发现这种情况较为普遍。
　　三是腐败造成投资资金流失。在现有固定资产投资特别是国有固定资产投资管理体制下，少数官员贪污投资工程款，使投资金额在进入实际工程过程中缩水。而为获取项目而支出的公关费用、招标过程中发包方得到的回扣等，在统计上以工程款项而被纳入固定资产投资，造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总额被高估。
　　另外，由于体制性因素，有些消费比如行政事业单位违规福利的发放、公款吃喝等。这些公款消费、公共福利可能进入项目预算而不能以消费的名目列支，消费中没反映，却在投资中反映。
　　日本、韩国经济高速发展期都出现过投资率的大幅提高，而经济萧条期则往往表现为消费率占比过高。相比日本、韩国，经调整后，我国的投资率并不太高。
　　日本1955-1970年是城市化工业化时期，投资率由23.62%上升到1970年峰值的39.2%。这个时期也是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1973年-1990年，日本资本率总体呈下降趋势，国民经济步入中速发展阶段。1990年之后，资本形成率降到30%以下，GDP增速进入低速增长区间，徘徊在1%上下，很少有连续3年超过2%的增长。2009年日本的消费率高达79.3%，而同期的储蓄率和投资率却分别只有22.9%和20.2%。
　　日本的消费率上升以及投资率下降伴随经济增长活力的下降，关键问题即是政府与居民之间的储蓄、消费及投资的失衡问题。日本储蓄率与其资本形成率、经济增速存在密切联系。数据显示，储蓄率与资本形成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4，储蓄率与经济增速的相关系数为0.69。
　　韩国工业化时期投资率峰值达39.85%。1960-1991年间，韩国投资率持续处于上升阶段，并于1991年达到峰值39.85%，此后逐步下降，1998年降至低点25%后缓慢上升，2008年为31.41%。1992年至今，韩国进入中速发展阶段。资本形成率平均为31.5%，最终消费率平均为66.5%，净出口率为2.1%，GDP增速平均为5.2%，比上一时期低4.3个百分点。
　　我国赶超型经济和处于由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转变、城市化较快发展阶段的特点，要求经济发展保持较高的投资率。
　　从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看，当一个国家处于以农业为主的时期，没有过多的剩余可用于建设，消费投资比中的消费必然占极高的比率；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为适应工业化的发展，对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导致投资规模快速增长，消费投资率中的投资比率会不断提高。
　　而当一个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拥有了足够的基础设施和物质生产能力时，投资的需求增长相对缓慢，政府和民众会把大部分收入用于改善生活的消费，投资率就会从停止上升到逐步下降，最后保持在满足维持简单再生产和经济低增长的水平，消费投资比也相对稳定在消费率较高的程度。
　　中国目前处于工业化中期向后期过渡阶段，城市化水平刚刚达到50%，较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水平和质量有很大差距。充足的劳动力供给是中国经济发展可以依赖的红利，也是过去几十年来中国高储蓄率得以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人口红利不但提供劳动力供给，还对基础设施、交通运输、住房、劳动就业带来旺盛的需求，从而促成了经济高速发展中所需要的高储蓄率和高投资率。
　　但应该看到，看似无限供给的我国劳动力资源并非真是无限供给，2009年下半年以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纷纷出现招工难，劳动力成本上升，“民工荒”突显。从连续多年发生的“民工荒”到“工资上涨”都表明我国劳动力成本在加快上涨。而与此对应的人口红利将逐渐减少，储蓄率也将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而下降。
　　在我国城镇化、工业化、现代化还未实现的时期，我国的老龄化却提早到来，这更加剧我们的紧迫感。抓住最后的机遇，珍惜每一分储蓄，把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转化为加快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投资，既是经济规律的要求，更是增加国民福祉，防止未富先老的社会责任。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高储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高投资不是中国经济问题的，而是解决中国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唯一正确的路径。
　　相比我国的储蓄率，我国的投资率不是高了，而是低了。
　　从改革开放到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储蓄率往往小于投资率，储蓄跟不上百废待兴的投资需要，所以要大力吸引外资来补充国内储蓄，以满足投资需要。但储蓄往往满足不了更大的投资需要，所以那个时期宏观调控所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控制消费扩大储蓄，控制投资，防止与储蓄过分失衡造成国民经济过分对外负债。
　　但199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我国储蓄率的快速上升，我国经济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是投资率长期较大幅度偏离储蓄率的问题。尽管我国的投资率相对其他国家而言不算低，并随着储蓄率的上升也呈现较快上升势头，但由于投资率始终没有赶上储蓄率的变化，相反，每次的宏观紧缩都要承受首当其冲的调控冲击，储蓄率仍始终高过投资率，导致两者间长时间存在较大缺口。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期间该缺口达到3.5个百分点，在上世纪90年代其他年份中储蓄率约高出投资率1.5到3个百分点。
　　自2000年以来，尤其是2003年以后储蓄率与投资率的缺口呈现扩大趋势，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两者缺口已经扩大到10.7个百分点，之后在国家促进投资政策拉动下虽再次缩小，但仍然保持在5到6个百分点。我国3.3万亿高额的外汇储备及长期面临的流动性过剩就源于这种缺口（扣除净资本流入因素）。
　　我国宏观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储蓄长期大于投资的不均衡问题，这种储蓄与投资的内部失衡在滞后的外贸政策、外资政策和汇率政策作用下，最终转化为国际收支长期双顺差的外部失衡，这种外部失衡又在滞后的结售汇政策作用下转化为更严重的内部失衡，即流动性过剩压力和通货膨胀，最终国内经济陷入控通胀与保增长的交替循环之中。
　　因此，我们认为我国投资率长期低于储蓄率不仅是经济增长的损失，也是我国通货膨胀的根本原因。但这种通胀是一种不同于纯货币信用过量供应而导致的通胀，而是一种由外汇储备而来的流动性过剩而造成的通胀，我们可以称之为有物资保障性的通胀。
　　治理这种通胀不能依靠紧缩货币信贷和控制投资增长，相反，需要扩大投资去缩小与储蓄率的差距才能减轻贸易顺差压力和过剩流动性来源，否则，不仅这种通胀得不到有效治理，反过来还有可能为了控制通胀而导致经济增长放慢。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走势就是这种情况。

　　我国离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很远，仍存在吸收高投资的广大空间，必须珍惜每分储蓄，把储蓄资源充分有效地用于加快国内建设

　　尽管我国的经济总量在2010年达到世界第二，但按人均，我国的排名仅居第99位，人均国民收入与美国、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我国仅相当于美国的9%，日本的10%，英国的12%，法国的11%，德国的11%。
　　我们往往从总量从国内市场去看待我国的产能和投资。但如果我们按人均则会有完全不同的印象。目前我国每年钢铁消耗量6亿吨，人均消费约400-500公斤，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一倍，甚至超过了大多数发达国家，似乎说明了我们“铁公基”为主的投资拉动是畸形的GDP模式。
　　但若拿出工业化国家曾经的钢铁消耗数据，便会发现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人均钢铁消费一定是爆炸式成长的，直到工业化完成才会停滞甚至下降。美国人均峰值出现在1973年，人均710公斤，是我国当前消费量的近一倍，日本也是1973年，人均1100公斤，是我国的近三倍。
　　再从资本存量和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来看。据汇丰估计，中国的资本存量在2010年底达到93.3万亿元人民币，合13.8万亿美元，为美国资本存量44.7万亿美元的30%。若以人均衡量，2010年中国人均资本存量为1万美元左右，不足美国的8%，为韩国的17%左右。
　　汇丰的数字还显示，中国当前的资本存量规模，有80%是近10年间形成的，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的“黄金期”似乎刚刚开始。2002年的数字，按国土面积平均的铁路路网密度，中国每万平方公里只有75公里，而工业化国家大多比我们多出一个数量级，如德国为1000公里，英国700公里，日本为530公里。若按人口计算，中国每万人拥有的铁路长度也远小于工业化国家，我们是0.56公里，而加拿大为16.1公里，美国5.5公里。即便是人口稠密的欧洲和东亚国家，如德国每万人拥有铁路4.4公里、日本是1.59公里。2003年以后，我国铁路投资迎来了跨越式发展，截至去年底铁路运营里程增加了1/3，接近10万公里，但与工业化国家相比，仍有着巨大的差距。
　　目前我国的铁路网总里程仅相当于美国的40%。尽管2011年底中国铁路系统可能突破9.9万公里，但这仅相当于美国19世纪70年代的规模。美国铁路系统尽管在 20 世纪下半叶扩张后回归理性，但在2009年仍超过22.6万公里，为中国的两倍有余。事实上，中国可能拥有世界上最繁忙和最高效的铁路系统。其铁路网络占世界铁路总网络的6%左右，但运量占全球的24%。
　　从高速公路情况看，尽管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尤其在内陆省份）的建设飞快，但整体而言中国的高速公路仍落后于发达国家。即便在相对发达的东部地区，公路密度也仅为每平方公里1公里，低于经合组织国家 20% 以上。内陆地区的差距则更大。
　　再从地铁情况看，中国超过500万人口的城市近100个，且该数字还在不断攀升。但其中有80多个城市尚无地铁系统。中国现有及在建铁路系统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比较有限。上海及北京是例外，这两个城市拥有中国最先进的地铁系统。北京（358公里）得益于2008年奥运会，上海（420公里）得益于2010年世博会。上海目前取代伦敦成为世界上地铁最长的城市。但在人口超过2千万（纽约或伦敦人口约8百万）的北京和上海，地铁系统仍需进一步发展。
　　而医疗、教育等社会领域的发展水平与西方的差距更大。目前，我国医疗资源紧张到有病难进医院，医院床位摆到了楼道走廊，看病排队更是令人头痛、百姓叫苦的事情。而教育方面，农民工子女无法随父母到就业地上学，留守儿童问题成为中国最大的社会后遗症。
　　再从资本的回报率来看，我国的资本积累远没有达到收益递减的阶段。中国1979-1992年资本实际回报率平均为25%，1993-2005年为20%左右。此外，如果将库存考虑在内并剔除住宅建设及税收的影响，2003年资本回报率从上世纪90年代的个位数提高至11-12%左右。
　　由此可见，我们的问题不是投资过剩，而是投资不足。投资浪费、投资低效、投资重复，不是投资总量问题，而是投资体制问题。我国不是投资多了，而是少了；不是无处投资，而是到处都需要投资；不是投资回报率低，不合算，而是有足够的回报足以吸引投资者。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过快下滑主要在于投资速度的过快下滑，稳增长必须稳投资

　　去年以来，为了控制不断走高的通胀和房地产价格，我国实行了控制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和以紧缩为基本特征的宏观调控政策。结果物价下来了，通胀一路走低，经济增速也一路下行。不管这种速度是否在我们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这种速度的回落是以房地产投资、铁路投资下降为主的基建投资快速下降造成的。由于投资的大幅下降，导致相关产业的增长受损。
　　同时，投资的下降反过来会透过影响就业而影响消费。而消费的减弱，相对的是提升了储蓄，储蓄的提升与投资的下降，进一步加剧投资与储蓄的失衡，经济进一步陷入收缩状态。因此，如果我们对当前的投资的过快下降不加以高度重视，经济进一步下滑的趋势就难以扭转，情况就可能进一步朝着我们不愿看到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