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员、国家企事业单位的“隐性福利”，近年来屡屡引起公众广泛质疑——如位于北京闹市区、仅为市场价1/8的央企福利房，每月倒给500元话费的内部手机号，每年获财政补贴数千万元的机关幼儿园等。最新的例子是，去年中科院以项目名义给在编职工发放近亿元福利。在某些垄断行业内，具有鲜明单位特色的福利五花八门。（《中国经济周刊》8月14日）
　　随着2010年我国财政收入超过8万亿元、去年首超10万亿元，社会上关于提高全民福利待遇的呼声日渐增强，但福利水平并不由一国财政收入总量来决定，而与人均财政收入和支出水平密切相关。人均方面，我们排名世界100位之后，所以去年《人民日报》刊文指出：高福利离我们还很远。其实，某些行业内或许已实现高福利，只是离普通民众还很远，所以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扩大。
　　不用纠结于有单位春节给员工发过几张内存1000元的购物卡；也无须纠缠于有单位已从实物福利配给，延伸到为职工提供高额旅游福利和“图书费”；甚至都不用计较有单位给每位员工配1台台式电脑、两台笔记本，或者单位举办年会，每人抽奖都能抽到一部iPhone4，因为如此名目繁多的隐性福利，与“福利房”比起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以某央企在北京闹市区为本单位职工盖的福利房为例，价格为5000元/平方米，转手卖掉一套即可赚几百万元，即便卖“房号”也能净挣100万元！
　　资料显示，我国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上升到23倍；社会贫富差距由改革开放初期的4.5∶1，扩大到目前的近13∶1，石油、电力、金融等行业收入一般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0倍以上。在社会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的因素中，既有初次分配（劳动者工薪）和二次分配（税收）等方面的问题，现在看来也与隐性福利存在相当关联。
　　能够提供可观“隐性福利”的几乎都是体制内单位，尤以垄断企业的高薪酬、高福利为甚。对掌握政策资源的政府部门和享受政策资源的事业单位而言，“隐性福利”扩张一方面是因为权力没有受到严格约束，另一方面是财政预算与支出没有得到有效监督。而垄断企业的“隐性福利”，一方面是由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另一方面是国企上缴中央财政的力度太小，全民共享机制缺位使得国企自身独自支配利益。
　　所以，遏制“隐性福利”泛滥，既要从制度层面完善约束机制，譬如预算监督和国企利润全民共享；也要避免权力的集体谋私或者寻租放任；更需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据曾参与发改委讨论会议的人士透露，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如何缩小收入差距、垄断行业收入过高和有效控制灰色收入等方面，在年底公布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这些问题都有可能涉及”。“隐性福利”泛滥，对收入分配改革已经形成倒逼之势，唯有缩小贫富差距，增量普惠式的社会福利，才能涵养内生性的内需诉求，为新一轮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周期打下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