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总署的最新数据表明，7月出口同比仅增长1%，贸易顺差环比锐减20.8%。出口与顺差的急剧萎缩，除了显示“中国制造”外部市场需求微弱，也折射了曾作为中国出口重要推力和创造贸易顺差的外资企业撤离的直接影响。数据显示，今年二季度，我国出现715亿美元的资本净流出。
　　相关事实进一步佐证了外资出现了一定规模的撤离的判断。从3月起，继美国消费品巨头佳顿、卡特彼勒等世界五百强企业将部分产品从中国代工企业撤走后，福特汽车公司又将1.2万个工作岗位从中国和墨西哥迁回美国；与此同时，星巴克也把其陶瓷杯制造从中国撤回到美国中西部。而最新的市场新闻是，体育用品巨头阿迪达斯准备在今年晚些时候关闭在华的唯一自有工厂。
　　部分外资的撤离，并不意味着整体外商资本不看好中国市场。联合国贸发组织今年的世界投资前景年度调查报告显示，在由跨国公司评选的最受欢迎东道国排名中，中国位居第一，显示中国仍是对FDI（外商直接投资）最具吸引力的经济体。无独有偶，据中国美国商会前不久发布的《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在该商会会员企业中，今年81%的受访者称将立足于中国。同样，依据英中贸易协会以及中国英国商会共同发布的最新年度调查结果， 83%的受访英国公司计划加大今年在华经营投资。另外，中国德国商会最近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也表明，77%的受访德国企业在华市场份额将在随后几年日趋扩大。一方面是跨国资本继续看好在中国的投资与经营，另一方面外资企业在撤离中国，其背后的蹊跷颇值得玩味。
　　用水土不服来形容部分外资企业在中国生存经营状况一点不为过。全球著名的连锁企业百思买和芭比旗舰店进入中国之后，不仅因为所售商品的价格过高让消费者望尘莫及，而且门店数量过少也约束了市场辐射力，最终，在没有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之后铩羽而归。同样， LG空调由于在中国频现“质量门”事件，加之售后渠道不畅，上半年在中国仅录得203台的生产量和0.04%的零售量占比。无奈之下只得悄然退出中国市场。显然，这些撤离中国市场的外企都是市场洗牌的结果，而由于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作用，无论是外资所在行业还是整个中国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都将更加的健全与完善。
　　应当承认，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对于昔日“去制造业”战略的检讨和修正确已成了刺激外资企业从中国启动回程脚步的力量。如在奥巴马政府力推的“再工业化”和“制造业回归”战略的牵引下，卡特彼勒和福特等制造业巨头率先响应，而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分析预测，运输产品、计算机及电子产品等多个行业的制造业都将回归美国，涉及产值约占美国从中国进口额的30%。尽管美国等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成本并不比中国低，但其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生态以及极度活跃的金融杠杆力量和较高的劳动产出率却是中国所无法比拟的。不过，这种回归式撤离，不足为忧。至少在目前，为迎合国内增加就业的需要，部分外资企业撤离的还只是产业链条中的低端环节，其研发中心和采购职能部门依然留在中国，外企这种产业内部资源再配置行为，无疑有利于中国外资整体结构和布局的优化，也切合管理层提升外资质量和层级的战略思路。
　　当然，随着“人口红利”的渐次结束以及土地等要素资源价格的上涨，相对于越南、印度等亚洲国家，中国的比较成本优势日渐式微，必然引致部分外资企业将资源配置到具有更大利润外溢空间的国家和地区。对此，同样不足为怪。目前，从中国迁移到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的外资全都是劳动密集型企业，这类企业的梯度转移即向用工成本低、税收优惠和环境标准宽松的地方迁移是必然规律，我们完全没有必要靠进一步牺牲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要素来挽留唯利是图的国外资本。
　　值得明确的是，按照产业转移理论，跨国公司产业转移一般遵循先制造业后服务业，再研发中心的递进过程，转移周期一般在20年左右。可以说，外企进入中国的第一阶段已经过去，并已迈入第二阶段。对此，中国政府可以鼓励各类外资以参股、并购等多种方式参与中国企业的兼并重组，鼓励外资开展股权投资和创业投资；同时鼓励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及其研发机构合作申请中国国家科技开发项目，能力建设项目；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地区总部、研发中心、采购中心、财务管理中心等功能性机构。在产业供给上，中国政府可为外资投向高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和环保产业提供充分的空间和政策优惠。另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开放能源、金融和电信等国有化领域，在肢解垄断的同时为外资创造新的投资市场。如果这些政策到位，中国将进入新一轮外资进入周期，而从中获取的FDI收益无疑要比引进制造类和劳动密集型外资企业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