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在做客岭南大讲坛·公众论坛时表示，政府不应该再管社会那么多，而应该用新的方法去管社会，“在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时代，‘爱管闲事’的人是财富。重要的是激发社会的积极性，让更多社会上愿意服务的人来做事。通过社会活动发现那些爱为人民服务的人，让他们变成社会活动积极分子、社会公益积极分子”。（《南方都市报》8月12日）
　　之所以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政府的角度看，激发社会组织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表面上是在限制政府权力，因为“重新发现社会”的过程，其实就是政府放权让利的过程，但事实上，这是在最大限度地为政府“减负”。权力和责任始终是对应的，政府若要把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事务都大包大揽下来，那任何事情只要出现问题甚至有一点不尽如人意处，政府就会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实践证明，有些事情政府不仅管不好也不该管，反倒是交给社会组织来做或由社会自治来完成，其效果更好。
　　正如袁岳所分析的那样，随着数字化进程的推进和权利意识的觉醒，社会已分裂进入多元化时代，出现了许多“两难性”的公共管理问题，如果都由政府来做决定，可能“两边不讨好”。对此，中共中央政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有过精辟阐述，“建立弹性的社会治理模式，其实就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初衷”、“市场经济环境下，企业是市场主体，压力最大的是企业家，面对市场问题时，党委政府的压力并不大，做好裁判就好，但在面对社会管理问题时则缺乏弹性，党委和政府直接面对群众，成了甲乙方关系。” （南都网7月27日）
　　这样的尴尬，在劳动关系矛盾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劳动关系矛盾本是劳动关系双方的事情，是企业内部的事情，但近年来，一些劳动关系矛盾之所以变成社会问题，有的甚至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一些地方政府过多介入市场微观经济的运行，管了太多不该管的事情，以至于原本属于劳资矛盾的问题，演变成劳动者和政府之间的矛盾。一旦平衡劳资矛盾的自治弹性缺失，地方政府就总要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员”。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之所以屡屡陷入“越维越不稳”的怪圈而难以自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管了太多管不好的事情。政府管不好，群众自然有怨言，有怨言的群众又会通过信访等途径表达自己的不满，而一些地方政府又通过截访等方式加以阻止，如此恶性循环，一些地方在维稳方面就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这也是社会管理缺乏必要弹性的最直接恶果。
　　说到底，增强社会管理的弹性，意味着政府要向社会放权让利，即政府应当依法行政，在履行自身职责时坚决做到不缺位，面对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情坚决不越位。恪守权力边界的政府，才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政府自身“减负”。权力越界的结果是权力承担一切责任，而社会自治的结果是由社会来承担一切后果和风险，这正如在市场交易中投资失败的主体，只会怨自己不够审慎而不会怪罪政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