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记者就保障房建设问题采访某市某委宣教中心，一位杨姓女处长接电话时态度很不友好，记者表示了不满，杨处长这样教育记者：“你不要搞错，你来采访，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我代表某委拒绝回答……”同事问：“公众的疑问你们也不答？”杨处长说：“你能代表公众么？你以为你能代表谁？”——瞧杨处长这火爆劲儿，继续说下去，估计“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这样的话就要飙出来了。
　　记者将这段经历写入微博后，引起好几位媒体同行的共鸣，大家都感慨，跟有过媒体从业经验的宣传官员打交道，一般都不会有沟通障碍，对方大都会设身处地体贴记者，而跟不懂媒体的人打交道，对方则习惯于把记者当敌人。
　　像杨处长认为“接受记者采访是让记者赚稿费”一样，带着恩赐心态看记者的官员，不在少数。去年9月，内蒙古一学生骑车被无盖井“绊倒”受伤，当地记者就此找到信访办，要求其帮助找出无盖井主管单位以解决问题，却被有关负责人指责：“为了挣两个稿费，你在制造矛盾，我要到上级单位举报你！”、“媒体尽给我们惹麻烦！”
　　好一个“我解答你才能拿到稿费”——仿佛是官员养着记者和媒体。几年前，有一位记者采访一位局长，对方拒绝受访，记者要求其必须回答，对方反问凭什么。“你是我养的。”记者平静又硬气地告诉他。
　　你是我养的——说得真好。这句话，不仅应该成为记者的宣言，更应成为纳税人的宣言。这句话也该贴到每个公务人员的办公桌前，时时刻刻提醒他们，自己的权力来自哪里，自己的工资福利来自哪里。想明白这个问题后，对记者、公众、纳税人就不会那么狂妄和霸道了。
　　公务员是纳税人供养的，这本是现代国家的常识，每一个公务员面对纳税人时，都该有这种“被供养”的谦卑感和感恩意识。上世纪80年代，上海为了让公务员感受到自己的工资来自哪里，每个月发工资时，都会邀请纳税人代表给公务员发工资，以这种仪式强化其“被供养”的认知并尊重纳税人。可惜，现在没有这种仪式了——其实，如果我们的制度能够驯服权力，无代表，不纳税，纳税人能通过监督和问责行使“供养者”的民主权利，“敬畏纳税人”就会自然制度性地内化到每个公务员的心中。
　　正因为缺乏“被供养”的谦卑感，不少公务人员反倒有一种强烈的恩赐意识。显然，那位杨处长，面对记者时有着强烈的“你的稿费是我赐给你”的优势感和恩赐意识。在她看来，如果自己不接受采访，记者就写不出稿件拿不到稿费，所以是其养着记者；她不发布信息，媒体就没有新闻刊登，所以是其养着媒体；媒体没报道，公众就没法儿知情，所以是其养着公众。
　　这样自负的官员可能没有想过，如果不是纳税人养着，她每个月只能喝西北风；纳税人供养着这个职位，供养着她，就是让其就保障房等问题解答公众各类质疑，发布相关信息，公开政务新闻——而记者是官方与民众间的一个媒介，民众通过媒体向政府寻求知情，政府通过媒体发布信息。官员的工资是纳税人发的，记者的稿费是读者给的。记者可以用“你是我养的”这个理由，要求官员解答民众困惑和满足公众知情权。新闻媒体的采访权，舆论的监督权，也都源于此。
　　看来，很多像这位杨处长一样“不知道自己是谁养着”的官员，都应该深入媒体“走转改”，接受一下纳税人的再教育。不清楚是谁养着，摆不正自己的位置，是当不好官的。
　　在这个问题上，某些专家学者也很糊涂，比如北大教授孔庆东。这个常以粗口和谩骂而饱受争议的教授，又向纳税人爆粗口：你纳税人就有权指挥政府吗？你少拿纳税人来说事，我最讨厌别人在我面前说，我是纳税人我干啥干啥的，告诉你，滚你妈的蛋!——笔者不赞成那种万事扯上纳税人的观念，但更反感这种视纳税人为无物的极权观念。一名北大教授，在公开的视频节目中表现得如此没有素质，如此没有基本的是非，真让人瞠目结舌。北京大学，每年中央财政拨款无数，一个受惠于公众纳税的知识分子，不去监督政府怎么花钱，反而如此恶毒地仇视纳税人，如此忘本，这让人咋舌！
　　弄清楚被谁养着，这真是一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