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宪容

　　在稳增长的经济刺激政策拉动下，国内各地方正在掀起新一轮的投资热潮。比如，宁波、南京、长沙、贵州等地区先后公布一系列的长期发展规划。这些投资规划被媒体称为地方版的“四万亿”。
　　现在市场所担心的是，地方版“四万亿”投资热潮如果成了2008年中央政府的“四万亿”翻版，那会给未来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多少后遗症？如果不是，那地方版“四万亿”的内在含义又是什么？对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又意味着什么？还有，地方政府通过什么方式来融资？是证券市场还是银行？或还有其他更多的渠道？其投资效益会如何？如此巨大的投资什么时候才可收回？地方融资平台原有的麻烦已够大，到底还有多大的承受力？
　　要想厘清这些问题，先来思考两个问题。其一，今年上半年国内GDP增长7.8%，但83%以上的省市增长在9.5%以上，一半以上的省市增长在11%以上。只有广东等四个省市低于8%。这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存在严重的增长及发展不平衡。由于广东等四省市的GDP总量占全国的四分之一，这几个省市经济下行，把全国的GDP增长拉下来了，其实绝大多数省市经济增长仍然处快速增长的轨道上。
　　其二，如果让那些增长速度较慢的省市也能快速增长，或达到当前发达省份的经济增长水平，那么中国经济增长不是有无限大的增长潜力吗？比如，2010年GDP在9200亿及以下的11个省市，其GDP总量4.8万亿，与广东省差不多（4.6万亿）。但这些省市的人口、自然条件、土地面积等资源要大于广东10倍以上。如果这些省市的经济水平也达到广东的水平，那么整个中国的经济增长会存在问题吗？内需又会有多大？
　　经济落后的省市经济发展之所以缓慢，最大的问题是这些地方的基础条件落后。无论公路、铁路及城市基础设施都是如此。今年初，我曾到过贵州正安县及桐梓县，最近到过江苏建湖市，三个地方的人口都是在80万左右，但财政收入则有天壤之别。正安每年财政收入1.4亿，桐梓财政收入在4亿元左右，而建湖则达到40亿。贵州这两个相邻的县，差距如此之大，就在于桐梓是交通枢纽，而正安县是山区，没有通高速公路，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无法形成。而建湖则是全国重要的石油机械等产品基地。如果贵州两个县也达到建湖的水平，那中国经济增长有多大潜力！
　　从上述分析可知，要挖掘中国经济的无限增长潜力，最为重要的是把那些自然条件好，适宜居住而经济落后地方的经济发展起来。比如贵州、江西、湖南等南方地区及东北地区。当然对于那些不适合人居的地方，自然条件恶劣，政府投资再大，要想改变当地的环境也非易事，即使改变了一些，其能达到的经济效果也十分有限。
　　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政府如何加大对那些经济落后，但又适合人居住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思路并没有错，只是有个短期效益与长期增长的问题。如果中央政府加大对中部地区、西南地区及东北地区各种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那就可为未来中国经济长期持续增长奠定基础。可以说，这将是中国扩大内需一个重要发展方向。这样一种思路不可小视。
　　既然如此，我们对于当前社会各方争论十分激烈的地方版“四万亿”投资，就不能简单、轻率地否定或肯定，而是要针对各省市不同的情况作不同的分析。我们既要看到地方政府为了业绩而盲目扩大投资的冲动，看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及银行风险，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是中西部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新起点。特别是对于那些自然条件比较好，适宜人类居住但经济落后的地区，比如贵州、江西，中央政府要改变以往统一的由不同财政部门分担投资的方式，而应毅然加大对这些地方的中央财政直接的转移支付。如果能够有意识或通过直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帮助这些地方加紧基础建设，那么这些地方的经济就可能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期。
　　当然，对于地方版“四万亿”的投资热潮，我们不能不格外注意的是，如何提高投资规划的科学性，把重点放在投资的长期效应上；注重加强对这些投资建设的科学管理与监督，尽量减少地方官员寻租设租的机会；还应充分考虑到这种投资热潮可能面临的金融风险，特别是不少地方政府为了加大当地的信用扩张，在进入正规渠道困难的情况下可能进入非正规渠道，比如高利率的信托资金之类。这不仅会加大当地政府融资成本，也可能就此埋下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