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持续三十多年高速增长阶段的结束，随着中国转型发展阶段的到来，中国经济面临如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与挑战。

　　中国经济增速下滑带来挑战

　　首先，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是一个事实和趋势。2012年二季度GDP增速已降到了7.6%。这不是暂时现象，而是反映了一种趋势。
　　根据国研中心的研究，“十三五”期间年均增速很可能下降到7-8%左右，到2020年前后中国经济总量可能接近美国，开始进入到“高收入国家”门槛。据国际经验，到这个阶段后，即2020-2030年期间，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5-6%左右。
　　到2030年中国有可能提前20年实现小平同志说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其后经济增速会进一步下降到2-4%左右。总之，过去三十多年来持续保持10%左右高速增长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年份达到10%以上。
　　其次，为什么中国经济增速会逐步下滑？
　　一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了。潜在经济增长率是各种资源环境和生产要素能够支持的最优增长率。过去由于资源环境约束不是太大，加上制度变革释放的生产率较多，故可以保持那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但现在资源环境约束不断加大，制度变革释放生产率的空间也相对缩小了，因此潜在经济增长率也下降了。
　　二是经济开始进入到大调整时期。要进行持续若干年的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种调整需要在比较合理的增速下进行。因此从经济调整来看，经济增速也存在下降的需要。实际上“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增速目标只是7%左右，2012年确定的增速目标只有7.5%。
　　三是外需下降了。外需不仅是短期下降，而且很可能是中长期下降。由于美国等也在反思国际金融危机，反思其过去以“高消费、超前消费、负债消费”为特征的发展模式。反思的结果是他们今后不再搞这么多的高消费、超前消费和负债消费了。这意味着即便是国际经济危机结束，有一部分中国产品的外需永久地消失了。
　　四是工业化开始进入到“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总体上我国工业化正处于中后期阶段，这一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根据我对工业化国际经验的研究，“重化工业阶段”长则持续上百年，短则持续三五十年，我国作为后发国家可以发挥后发优势，不需要持续那么长时间，但是再短也要20年左右。
　　现在已经发展10年左右了，我最近的判断是，“重化工业阶段上半场”已结束了，正在进入“重化工业阶段下半场”。下半场与上半场不同，上半场是量的扩张阶段，下半场是质的提高阶段，经济增速必然下降。重化工业阶段结束后，就进入到“后工业化社会”，因此2020年后经济增速将进一步下滑。
　　五是城市化开始进入到加速阶段的下半场。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率30%-70%时是城市化的加速阶段，2011年我国城镇化率是51.27%，正处于加速阶段上半场向下半场的过渡阶段。与工业化一样，城镇化上半场也是量的扩张阶段，到了下半场，尽管速度还是比较快，但已过渡到质量提升阶段。进入这一阶段后，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就会相对减少，导致经济增速下降。
　　六是“人口红利”、“市场化红利”、“国际化红利”在减少。过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与这些红利释放有很大关系。但现在“人口老龄化”社会提前到来，“刘易斯拐点”到来了，没那么多人口红利了。
　　“市场化红利”也减少了，过去市场化改革提高效率带来了很大的红利，但今后的改革更多的是公平分蛋糕的问题，没那么多红利了。“国际化红利”也在减少，当中国经济总量达到世界第二后，其他国家不像以往那样敞开怀抱欢迎中国加入国际大家庭了，而是针对中国搞贸易保护，让中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等。
　　再次，经济增速下滑带来了什么挑战？
　　经济增速下滑，意味着需求要减少，订单要减少，市场要萎缩；意味着很多企业可能要亏损，要破产；意味着就业岗位要减少。过去我们之所以追求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但今后随着我国经济增速下滑，就业压力会加大。我们要不断适应经济增速下滑这个趋势，积极应对挑战。

　　通胀长期化带来挑战

　　通胀确实一直都存在，只是有的时候表现不甚明显，有的时候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不仅中国如此，全球都一样，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盎司黄金兑35美元，现在则是1500美元以上。从历史上看，通胀是一个趋势性现象。

　　2011年我国CPI一度高达6.5%，2012年6月虽然下降到了2.2%，但随时有反弹的可能。近两年一直处于负利率状态，现在好不容易出现正利率了。需要关注的是，通胀压力究竟是短期问题还是中长期问题？很可能是一个中长期问题。所以我们必须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和承受力。
　　为什么通胀存在长期化趋势？因为造成通胀的根源性因素没有消除。
　　第一，信贷还得接着放，钞票还得接着印。在稳增长政策下，遏制经济增速过快下滑短期最见效的措施是放信贷。2012年4月信贷投放6818亿元，5月7932亿元，6月9189亿元，今后还得保持较高水平。而且广大中小企业也确实面临“融资难”问题。今年以来，很多重化工行业开始出现较严重的困难，最好的救急办法是放信贷，但这样做通胀就在后面等着。
　　第二，“输入性通胀”压力始终存在。一方面，美国还要继续印钞票，因为只有印美钞才能体现美元霸权，实现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元印多了，美元贬值，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得上涨，对我们来说就是“输入性通胀”。
　　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新一轮通胀已经开始起来，因为在反危机过程中，很多国家都采取了印钞票、降利率、放信贷等政策来刺激经济复苏。这套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通胀，这也会给我国造成“输入性通胀”。
　　第三，“高成本时代”到来，将持续推动“成本推动型通胀”。高成本包括土地高成本、房价高成本、原材料高成本、能源高成本、环保高成本、人才高成本、普通劳动力高成本、资金高成本、知识产权高成本、物流高成本、税费高成本和交易高成本。这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带来“成本推动型通胀”。而且，“高成本时代”是一个中长期现象，会导致通胀的长期化。
　　第四，农产品价格存在持续上升的趋势。工业品可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高效率的空间很大，只要一涨价，就可以大规模供给，价格就上不去。但农产品不一样，它是靠天吃饭，而且多数是一年一个周期，难以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提高效率的空间有限，同时土地越来越少，因此很多农产品价格存在持续上涨的趋势，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主要因素。
　　第五，投机使通胀火上浇油。近年来，由于经营实业环境恶化，很多人转向搞投机，炒完这个炒那个，结果是价格越炒越高。为什么都喜欢炒呢？因为炒更能快速发大财。大家都热衷于投机，对通胀造成了新的压力。
　　通胀长期化给我们带来什么？通胀意味着老百姓的财富在缩水，意味着人们生活水平的相对下降，意味着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发生转移，意味着贫富差距的扩大，意味着部分产业发展成本的上升，意味着经济发展环境的恶化。

　　经济泡沫累积带来挑战

　　我国经济在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经济泡沫。高房价就是经济泡沫的集中表现，还有其他资产价格也比较高。大家都不搞实业，都去玩金融，这本身就是泡沫。许多行业存在严重产能过剩，这也是泡沫。很多地方政府建了很多投融资平台，直接“经营土地”、“经营城市”，效率又不高，“后遗症”很多，这同样是泡沫。
　　经济泡沫如何挤掉？有人说，中国经济正在“软着陆”中，“软着陆”即泡沫挤掉的过程。问题可能没有这么简单，经济增速和通胀下降并不意味着完整的“软着陆”。“软着陆”必须是安全着陆，安全着陆就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经济结构得到了顺利调整，新的增长点逐步形成。如果不是这样，就会造成企业亏损破产增加、债务负担加重、金融风险增加，这就是“硬着陆”。而新增长点的形成，要靠制度变革、要素升级和结构优化这“三大发动机”（而不是短期的“三驾马车”），这需要一个过程。
　　2012年既是泡沫继续累积、又是逐渐挤泡沫的非常关键的一年。
　　一是房价仍在高位运行，处于涨不得、跌不得的状态，继续涨则引发民众不满、继续跌则恐刺破泡沫。
　　二是随着集中还款期的到来，地方政府的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加重，债务危机如影随形。
　　三是随着基础设施建设放缓、房地产开发减少、企业效益下降，银行不良资产在累积，中小银行的压力在加大。
　　四是随着经济增速下滑，产能过剩行业和企业的市场需求进一步减少，部分中小企业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五是随着美国经济缓慢复苏、中国经济相对放缓，部分热钱正在面临留下还是撤走的抉择，若热钱大规模快速撤出，则对中国经济泡沫破灭带来较大压力。
　　六是随着经济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日趋复杂，宏观调控难度加大，稍有不慎就会引发不良后果。所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泡沫正处于涨不得、破不得的状况中。
　　现在很多人关心这个泡沫会不会破？如果政府运用高超的宏观调控技术，将泡沫一点一点地挤掉，又不至于引起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同时又适时地培育起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竞争优势，推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就算是“软着陆”了，泡沫就不会破。但2013年这个泡沫将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对此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和重视。

　　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带来挑战

　　经过三十多年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结构面临转型,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由原来主要依靠外需向主要依靠内需转型；二是由原来主要靠投资向主要依靠消费转型；三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政府投资向主要依靠社会投资转型；四是由原来主要依靠普通要素投入向主要依靠高级要素投入转型。
　　中国必须推进经济增长动力结构转型，否则中速增长都可能难以实现。问题是这种转型容易吗？很可能不那么容易。历史上日本和拉美都经历过这种转型，但没有转好，最后陷下去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或“高收入陷阱”了。我们现在也面临这个挑战。
　　如，外需不行了，就要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不那么容易，因为扩大内需需要增加广大老百姓的消费，需要解决其就业、收入、社会保障和消费环境等问题。增加收入需要进行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需要调整既得利益格局，这就涉及一系列深层次制度变革，而这些变革需要的不仅是时间。
　　原来主要靠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今后要更多地靠社会投资了。但社会投资是用自己的钱投资，投资者会很谨慎，要判断投资的收益大不大、风险高不高。如果投资者感觉到风险较高、回报不够多，就不愿意投，宁愿选择观望和投机。
　　原来主要依靠一般要素（如资源、劳动力等），今后要主要依靠高级要素（如技术、人力资本等）来拉动经济增长。一般要素我国具有一些优势，但高级要素则相对稀缺。要转到依靠高级要素来拉动经济增长，首先遇到的问题是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正面的竞争。要利用高级要素，我国的激励机制特别是产权保护，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
　　若增长动力结构转型不到位，则新的增长点形成、新兴产业成长、新竞争优势形成都难以实现，走出经济低谷也就很难实现。

　　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带来挑战

　　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涉及很多方面，其中较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和区域结构调整。
　　产业结构调整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淘汰落后产能；二是推进产业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涉及很多利益格局调整问题，谁都不愿意被淘汰。即便是强行淘汰，也要做好补偿工作。产业转型升级需要技术、高素质人才、现代化管理。所有这些都具备了，才能上台阶，这是“惊险的一跳”，很多企业可能跳不过去。到目前为止，真正成功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地区和企业并不多。
　　区域结构调整也面临一些新问题。从经济增速来看，近年来东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有所缩小。但在差距缩小的过程中，也出现了新问题：中西部地区的节能减排压力在增加。去年我国部分节能减排指标任务没有如期完成，任务完成不太好得多数是中西部地区。
　　中西部地区现在都在高速发展，主要依靠资源优势在发展高耗能工业。但现在必须加大节能减排力度，这对中西部地区来说就是一个限制。中西部地区希望国家和东部地区给予保护生态的补偿，但现在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减少，东部地区经济增速下滑，补偿能力相应下降。

　　资源环境约束加大带来挑战

　　资源压力较大集中体现在重要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在上升。全球新增的原油需求中国占了百分之七八十。因此全球的主要能源和原材料产品价格受中国的影响较大。因为中国是一个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比国际上已实现工业化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那些先行工业化国家发展到我们这个阶段时人口都只是几百万或几千万。它们当时主要靠殖民掠夺来满足工业化快速推进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
　　我们这么一个人口大国进入到工业化中后期阶段，需要大规模消耗能源和资源，而我们又不能搞殖民掠夺，必须通过国际市场去购买，所以中国对全球资源能源市场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反过来，由于我们对国际资源需求巨大，价格变动对我国企业的影响就很大，在没有定价权的情况下还常常受制于人。而且，比较容易开采的矿产大都开采得差不多了，越往后开采成本越高，价格就要进一步上涨，在没有获得新的替代能源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承受高价格带来的高成本。
　　同时，环境保护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现在全球气候变暖，在国际上我国面临越来越大的碳减排压力。中国2008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已居全球第一。按照此趋势下去，到2020年前后全球30%以上的碳排放量都将由中国贡献，届时我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国际压力。
　　我们已在国际社会承诺了碳强度减少的任务，到2020年前后估计要承诺碳排放总量控制任务。事实上我们已在国内启动碳排放交易试点，北京就已规定二氧化碳排放年均超过一万吨的固定设施排放企业必须纳入强制减排范围。低碳发展乃当今世界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这方面不能过分相信阴谋论者的鼓噪，因为这是西方国家的一个“阳谋”，而非“阴谋”，若我们死抱着阴谋论不放，当世界上多数国家已步入或适用了新的低碳发展规则和秩序时，最终吃亏的一定是我们。二氧化碳只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一种，低碳发展并非只是减少二氧化碳，实质是通过低碳发展解决地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这是一种普世价值，消极应对者最终是要吃亏的。
　　但我国推进低碳发展面临几个特殊挑战。
　　第一，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市化中期阶段，也就是高碳排放阶段。发达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已进入低碳阶段了。在这个时候强调二氧化碳减排，对我们来说是砍在脖子上，对发达国家来说是砍在尾巴上。我国在高碳阶段推进碳减排挑战巨大。
　　第二，我国的资源禀赋是一个高碳结构。我国多煤、缺油、少气，新能源比重也偏低，目前只有9.8%左右。煤炭开采和消费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我国多煤资源结构不利于推进低碳发展。
　　第三，在国际分工体系中我国处于加工制造的低端环节，不利于低碳发展。在国际分工中，搞加工、组装碳排放相对较多。而我国处于“微笑曲线”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发达国家则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设计和营销环节。实际上这意味着发达国家把很多碳排放的环节移到了中国，导致“碳排放国际转移”问题。
　　第四，我国人口多。人口越多，碳排放就越多。近十四亿人口，每一个人就是一个碳排放源。
　　第五，我国的粗放发展模式具有一定的“锁定效应”。我国现有的发展模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这种模式一旦形成，就形成了“路径依赖”，想要改掉它，成本很高。

　　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增加带来挑战

　　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强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并非目的，满足人的各种需要才是目的。但从经济学角度看，社会发展会增加成本。大力发展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社会事业，所有这些政府和民众都是要掏钱的。
　　公益性教育和医疗是政府的职责，是不能搞产业化的。但如果像计划经济时代一样，将所有公益性和非公益性教育和医疗都压在政府身上，那政府财政将不堪重负。十三亿多人要实现全覆盖，哪怕是低水平，乘以十三亿也是一个巨大数字。仅保障性住房建设就已将许多地方政府财政压得喘不过气来。
　　目前，很多地方政府的支出压力不断加大，行政事业费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出、保障性住房建设支出、社会福利支出、维稳支出等都或是刚性，或要增加。但政府收入却在减少，工商业税收因中小企业不景气在减少，土地财政因房价下跌在减少。
　　导致政府收支缺口拉大，债务负担增加。“欧猪五国”等陷入主权债务危机，主要原因是经济增长已不足以支撑庞大的福利负担，造成资金链紧张。即使是富如美国，在医疗改革上也是举步维艰。福利保障一旦上去，就成为所有人的既得利益，要减下来很难。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福利保障一定会加强，但与此同时经济发展的社会成本将增加，必须使经济新增财富能力超过福利保障支出水平，才能保持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而这需要满足多方面的条件才能实现。

　　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恶化带来挑战

　　首先，我国产品出口的国际环境恶化了。主要是因为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国际经济危机一般分三个阶段演化：第一个阶段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破产，如雷曼兄弟破产；第二个阶段主要表现为“主权债务危机”，如“欧猪五国”的“主权债务危机”；第三个阶段主要表现为国际货币体系危机。
　　目前正处于第二个阶段上。国际经济危机何时才能走出来？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能否取得重大的技术进步；二是能否推进重大的制度变革。只有这两个条件是走出危机的根本出路，像印钞、发债、降息、放信贷、投资等措施，都是拎着自己的头发往上，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危机，且只会为新的危机创造条件。在国际经济危机还在持续的情况下，国际经济至少还将低迷两三年，这对我们的出口带来较大的不利影响。
　　其次，我国对外投资的国际环境在恶化。我们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要将产品走出去，而且要将投资走出去。但“走出去”也面临新的问题：其他国家不像我们当初欢迎他们的投资那样欢迎我们的投资。我们要投资他国的高科技企业和项目，他们就担心我们窃取他们的技术；我们要投资他国的资源，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他们的资源；我们要将开发区建设的经验移植到国外，他们就说我们要控制其土地。总之，他们以国家安全等种种理由对中国投资进行限制。
　　再次，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国际环境也一直不太好。由于中国拥有低成本竞争优势，我们的中低端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价廉物美的竞争力。西方国家不从我国产品价格低主要源自于低劳动力成本、低土地成本、低环保成本等来考虑，而将中国产品具有竞争力一并归结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于是，就不断地通过压人民币升值，来削弱中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同时，人民币汇率还直接受制于美元的变动：美元贬值，人民币就被动升值。同时，我国外部的整体环境在恶化。随着我国经济总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后，美国越来越强调将中国作为其主要的竞争对手，将其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等。

　　改革阻力增加带来挑战

　　过去三十多年来，我国之所以保持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原因就在于体制改革释放了巨大的生产率。但随着我国发展到新阶段，面临一系列新挑战，出路在于深化改革，但改革面临两大障碍：
　　一是既得利益障碍。由于过去三十年改革采取的是不平衡改革战略，导致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严重不平衡、不协调。在带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贫富差距拉大、寻租蔓延等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培育不少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由于受益于这种不平衡、不协调的过渡型体制，因而成为新一轮改革的障碍。
　　二是观念障碍。改革行动首先要有观念的突破。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每一次重大突破都源于思想解放。按理说，现在的观念应较改革前期更好，但由于不平衡改革本身产生的新问题，使得很多人对改革产生了质疑。
　　比如，很多人将贫富差距拉大、腐败严重等归结为市场化改革。殊不知，这些问题不是市场化改革带来的，而是改革不彻底、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不平衡带来的。随着“民粹”流行，原来本已解决的观念问题现又成为问题了。如国有企业改革本来在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就有了明确的说法，要收缩国有经济战线，要推进国有经济战略性改组，要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但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改革反而会引起很多上纲上线的争论。更令人担忧的是，改革的阻力在增加。
　　改革阻力增加，改革自然就难以推进，一些深层次问题就不能解决。深层次问题不能解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谐社会建设等就难以正常推进，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就面临挑战。
　　认清问题和挑战是应对挑战的前提，其实挑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挑战在哪里，稀里糊涂地倒在挑战中。认清了挑战后，我们完全可能应对好挑战，因为过去的历史反复证明，我们就是在应对一个一个挑战中不断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