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经济体量虽然已经较大，但是发展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从近年的制度变革来看，不仅改革的动力有所弱化，甚至连改革的共识都在不断受到侵蚀。与此同时，全国性的技术变革却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各级政府都在力争实现创新驱动，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这些技术变革运动或许能成功。但是，如果同时推动制度变革，技术变革成功的概率会不会更高？这是我们不能不面对的问题。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将“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了，如果承认发展是硬道理，那么改革就是硬任务，那也该把相关制度变革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
　　技术变革和制度变革是推动经济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当代历史经验表明，在这个二元的世界中，大规模制度变革往往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大规模技术变革却发生在发达国家，这种历史演绎在二战结束之后的六十多年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制度变革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因为制度本身就是社会博弈的均衡，技术变革则是一个不断向前的过程。二战之后，大规模技术变革之所以会出现在发达国家，既是路径依赖使然，也是发展竞赛的结果。路径依赖主要体现在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它们是几百年连续性制度变迁的产物，与市场经济发展大体适应。因此，发达国家当前的制度变革是在相对稳定和完备的制度框架基础之上展开的，所带来的发展红利虽然重要但有限，边际发展效应要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制度变革，也并不将重点放在制度变革的红利上，相反，他们主要寻求技术变革。如果说，工业革命时期仍然能看到制度变革和技术变革同时带来的巨大发展红利，那么时至信息革命的今天，技术变革给发达国家带来的发展红利已超过了制度变革。
　　但是，制度仍然是最为重要的。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决策者和研究者来说，现在是时候开始关注企业效益最大化，居民效用最大化，以及经济主体对要素的自由支配权等问题了，制度的作用正是要保障这些行为能够得以实现。一言以蔽之，对于成熟的市场经济体来说，制度变革的边际发展效应虽相对较小，但是制度对经济运行的保障作用却不可替代。对于发达国家，技术变革可以替代制度变革，但无法替代制度。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则截然不同，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基础还不完善，制度建设这个打地基的任务非常艰巨。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改革阶段，并且这个阶段在内外部因素作用下显得格外漫长。与此同时，在经济起飞之后，全球竞争的压力往往迫使他们过多关注外部世界的政策行为，而忽视政策背后的制度规则，制度建设在主观上变得迟滞。
　　发展中国家大多希望模仿发达国家通过大规模的技术变革推动经济发展，而因为难以逃脱既得利益的诱惑，对大规模的制度变革犹豫不决。客观地说，对技术变革的关注值得提倡，但是更应该关注经济发展的阶段性任务，并且成功的技术变革必须有牢靠的制度土壤。发达国家可以用技术变革替代制度变革，但是发展中国家不可以。理想的状态是两手都要硬，现实中成功的模式往往是制度先行，技术跟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