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在“稳增长”的大旗下，地方政府原先稍稍被压抑的投资热情又高涨起来，一系列远超自身财力的投资政策计划正次第拉开。比如南京市明确在房地产消费、汽车消费等六大方面加大政策性投入，宁波市政府从清费减税、扩大投资、调整结构、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企业政策上的支持；长沙市策划195个项目向全球金融机构发出投融资邀请，总投资达8292亿元等等。
　　该如何避免罔顾结构调整重走片面放大投资的老路，又成了决策层无法回避的一道坎。
　　笔者认为，有效经济增长从来都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当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以政府为代表的市场主体首先需要思考并应对的是：如何在纠正资源错配的同时通过稳步推进市场化改革来释放经济增长动力，而非放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显然，没有一套基于中国国情与经济改革实践同时又不乏国际普适性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指导，没有一套基于上述理论体系形成的前瞻性经济政策体系的指导，仅靠“见招拆招”式的宏观调控，是很难在中国这么一个巨型经济体构建起使经济拥有持续增长动力的发展机制的。事实上，无论是三年多以前的“四万亿”刺激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还是改革开放以来被实践证明为并不那么优化的经济增长路径，均一再提醒我们，政府主导的投资这个政策工具真的不能滥用。否则，不仅投资边际效率会递减，而且会加剧本已失衡的经济结构。因为基本的经济学常识告诉我们：如果技术与创新没有实质性进步，如果市场主体对未来经济景气的预期没有明显改观，如果现有资本设备的利用率没有显著提高，如果生产及税赋成本没有相应下降，随着投资规模的扩大，资本品的价格必然上升，投资的边际效率也会递减。可见，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不可被刻意放大。事实上，前几年的经济增长动力结构已经显示：依靠天量投资的注入尽管可以起到对经济基本面的短期拉抬作用，但这种无视结构失衡的政府行为，其经济绩效连次优恐怕都达不上。
　　在经济处于下行区间时，政府最渴望看到内需的扩大，但一系列见高不见远的刺激消费政策也被事实证明是成效不彰的短期行为。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加上收入分配格局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可供民众分配的最终财富不多，使得民众的消费能力与消费欲望一直难有实质性改观。偏偏民众消费的产品还高度市场化，尤其是作为重要消费对象的住房，价格高度市场化，形成了民众的实际购买力与居高难下的房价之间的巨大落差，大大抑制了内需的启动。显然，如果生产要素价格的持续扭曲局面不能根本改变，如果产业结构不能升级，如果支撑消费增长的社会福利体系不能建立，依靠消费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只是“单相思”。
　　至于有专家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下一轮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说白了，也是变相“投资依赖症”的发酵。因为按照这种逻辑，城镇化可以让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进而以城镇化带动工业化。而这一切显然离不开投资的带动作用。专家们可能看重的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会带来基于投资乘数效应的GDP增长。其实，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城镇化经验早已告诉世人：城镇化程度并非越高越好。尊重自然与人居环境，理应是政府施政的着力点之一。何况这些年来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了诸多为了推行城镇化而强行圈地进而破坏既有生活环境的逆人居与生态行为，也已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所以，城镇化尽管可以助推经济增长，但也有其内生的机理，不能一味强推。如果将其作为中国下一轮经济发展的动力，显然还有多个前置条件必须满足。
　　所以，在今天的情形下，决策层首先必须厘清的是：中国经济究竟应当保持怎样的增速才是较为理性的选择？尽管包括一些决策智囊在内的学者基于30余年来中国年均经济增速9%的事实，认为经济增长的底线若低于8%，将很难提供1200万个左右的就业机会。笔者并不否认这个经验判断，但认为不能秉持刻舟求剑思维。从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来看，尽管适度干预是避免市场失灵的必要条件，但充分调动各有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才是保持经济增长的最为关键环节。而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实践，可以发现：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的基础性条件之一是在制度创新中注重扩大市场主体的行为空间。换句话说，中国民间长期以来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由于政府对产业规制的放宽而大大释放出来，于是成为中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另一个事实也不容否认：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然是不彻底的，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已成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不管如何难，障碍有多少，速度情结无论如何应该且必须超越。既然转变发展模式是经济施政的第一要务，则包括政府在内的市场主体应该明白：经济适度放缓是理性决策的逻辑延伸。如果在上一轮刺激政策的负效应尚未彻底消化的情况下，因为担心经济增速下滑而再度热启动，只会加剧本已相当严重的多重失衡，并最终导致结构调整的时间窗口一再错过。今日中国经济既要保持适度快速增长，更要切实把握战略转型的时间窗口，为减少经济战略转型的边际成本，切勿再拖延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