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决策层近日再次强调,要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在此基调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应该怎样调整?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如何把握?近日,证券时报通过圆桌论坛的形式邀请部分业内专家,就这些问题进行了探讨。
鲁政委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祝宝良 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主任
沈建光 瑞穗证券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首席经济学家
梅新育
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出现企稳迹象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下半年中国经济走势?是否存在“硬着陆”可能?
鲁政委: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一句话可以概括:温和回升。基于当前政策的持续放松,特别是财政投资刺激政策的再度启动并持续加力,从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增速来看,第三季度开始应该可以出现回升,第四季度将继续延续这一趋势。既然如此,也就意味着我们不认同所谓“硬着陆”的观点。
沈建光:下半年,要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政策需要继续加码。从消费来看,得益于当前依然良好的就业形势,居民可支配收入会有所增加;同时,中国消费率仍然较低。对比日本、韩国相关阶段的经验,可以预见未来通信、医疗、教育、娱乐方面的消费有很大提升空间。而这一变化在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所体现。另外,政府政策支持消费的力度也会继续加大。包括刺激节能产品消费、深化流通体制改革以及落实结构性减税政策等等。
但也应看到,中国居民消费率较低与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及居民消费习惯有关,短期内很难有较大改变。而且二季度消费对GDP的贡献处于下降状态,说明在经济下滑中,消费如能保持稳定实属不易,期待消费短期内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有些不切实际。
未来稳定经济增长仍需要稳定投资。但是,当前中长期贷款占总贷款比重仅在30%左右,低于以往50%的平均值,6月这一比例比5月也出现了下滑趋势,反映信贷对投资支持的力度仍然不足,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而伴随着相关投资项目审批加快,贷款的支持以及对地方融资平台松绑,预计投资会在三季度有所提升。而海外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强,下半年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为负。
总之,下半年更加积极的刺激政策将是中国经济的主题,也是确保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关键。
祝宝良:二季度已经是“钻石底”,预计三季度GDP增长8.0%,四季度8.5%左右。从经济总量、增长速度、物价、就业来看,经济处于缓中趋稳,虽然增长偏弱,但仍处于合理区间。
今年上半年的经济下滑,主要是出口和房地产投资疲弱以及企业削减库存,而出口和房地产投资尚无出现明显好转的迹象。主要贸易伙伴面临经济下行风险,具有领先意义的加工贸易进口增速和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PMI)中的新出口订单指数仍在下降,出口不会显著好转。
但从经济运行看,二季度,包括电力、交通、水利、环保、市政建设的基础设施投资增速从一季度的1.8%跃升至8.2%,经济已出现了企稳现象。
梅新育:我国经济“硬着陆”的风险,个人认为是低于50%的。从二季度的各方面数据来看,我们的经济基本上已经是在筑底了。首先,从出口来看,5、6月份的数据表明我国出口产品的竞争力超出了大部分人的预期,出口规模也是在回暖;其次,从投资和消费来看,相信也不会出现大的问题,从政府近期出台的政策来看,投资和消费的增速在下半年应该跟得上,从而使得经济有所回升。
现在,我国宏观经济的风险和压力主要体现在,一是外部冲击不仅来自发达的欧美市场,也来自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的下滑。因为,去年我国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新兴市场国家;而从今年上半年,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已经出现回落,明年有可能加速回落,加上全球金融市场的传染效应间接冲击更大。二是我国目前经济仍要加快投资增速,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稳投资很有必要,资金上也没有问题,但舆论环境很不好,有可能给未来经济增长带来麻烦。
就业状况好过2008年
证券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当前的就业形势?
沈建光:若当前经济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做对比,可以发现,目前经济下滑趋势,特别是很多经济活动指标已经接近金融危机之时,但就业状况尚好于金融危机之时。当时,诸多城市,特别是东南沿海出现了明显的失业问题,而目前中国的就业市场仍然运行良好,大部分企业用工规模稳定增长。
祝宝良:就业方面没有问题,上半年新增就业600万,农村转移劳动力400多万,从就业角度,看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合适的。虽然部分人担心下半年的就业形势,但是即使再差也不会像2008年那样一下子解雇2000万人。
鲁政委:静态来看,截至第二季度末公布的相关数据仍显示,就业状况仍然基本正常。首先,到第二季度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仍维持在4.1%这样一个较低的水平上,而在过去,如此之低的失业率一般都对应着经济较强的增长水平,这种情况只要持续一段时间,就可能会发生通胀;第二,到第一季度末,求人倍率仍在1.1左右,整体呈现出供不应求的态势;第三,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就业人数来看,上半年全国新增就业694万人,已完成全年计划目标的77%。
但是,必须提醒的是,就业是经济增长的滞后而非先导指标,因此,一般要在经济疲弱一段时间之后,才会出现失业率的上升。尤其是在前几年中国经历了“民工荒”、熟练工人一旦离开难以再回来的情况下,工厂在遇到困难的初期一般不愿意立即解雇工人,这样就会使得就业相对经济变化的时滞更长。从目前的物价变化来看,整个上半年GDP7.8%特别是第二季度7.6%的经济增速可能已低于潜在增速,由此导致今年上半年全国工资平均涨幅较上年出现了下降,这已暗示目前就业形势开始趋于疲软。如果当前这种状态持续或进一步恶化,未来失业状况也将会不可避免地显山露水。
是否通缩取决于三因素
证券时报记者:随着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回落,越来越多的人担忧中国会进入通缩,对此您有何看法?
祝宝良:下半年CPI可能会稳在2%左右,明年可能往上涨一涨,但涨的幅度不会太大,要看货币政策调控的力度。
至于担心中国会进入通缩,可以说中国经济没有到这种地步,仅仅是库存增加了一点就说陷入严重通缩是不严谨的,上半年的经济数据也是一个正面的印证。
鲁政委:未来我国是否会进入通缩,取决于三个因素:一是未来的中国经济增速,从目前的情况,随着经济刺激政策的向前推进,未来经济增长可望见底微升,这是有利于避免通缩的因素;二是人民币有效汇率,目前人民币有效汇率明显偏高,汇率高估往往对应着国内的通货紧缩,1998~2002年以及2009年都是如此;三是国际食品价格冲击,目前美国出现了25年来最严重的干旱,由此可能导致玉米、大豆减产,目前国内食用油价格已因此而出现上涨,未来应关注其对国内的进一步影响。总体上,如果以CPI同比出现持续3~6个月的负增长为标准,我们并不认为在明年上半年之前我国会出现通缩。
沈建光:6月份CPI同比回落至2.2%,为29个月以来的新低。预计7月通胀仍将延续下滑趋势,回落至2%以下,为货币政策的放松创造空间。展望未来,受到国内外需求疲软、翘尾因素回落、食品价格处于下行周期、广义货币(M2)低于既定目标等原因的影响,通胀将继续回落,预计全年通胀或为2.6%。
货币政策要适时微调
证券时报记者:货币政策正在积极为稳增长提供动力,但货币当局在放松力度方面似乎还有些犹豫,在货币政策工具选择方面,您还有哪些建议?
鲁政委:说货币政策在稳增长面前“犹豫”并不恰当。既然是“稳”而不是“保”增长,要避免上一轮政策放松流动性“大水漫灌”的负面影响再度重现,那么,货币政策的放松就应该是“稳健”、“适度”的,避免要放松就一直松,而是要不时进行微调,既要保持流动性宽松,又要避免流动性泛滥。
从目前来看,除了此前不到一个月连续两次降息显得有些仓促之外,央行的其他选择特别是流动性管理上的操作还是基本合适的。只是在流动性的管理方式上,市场应该调整思路,不能再简单认为流动性一紧张央行就应降低准备金率。从建立新政策指标利率的角度,对于小的流动性缺口,央行进行有规律的逆回购是正确的;只有在出现大的流动性缺口时,才应该降低准备金率。
沈建光:货币政策方面,通胀下行为降息创造了空间,而海内外经济普遍疲软之时,中国货币政策有必要与全球宽松的步伐保持一致。另外,考虑到今年实际使用外资(FDI)下降、贸易顺差回落、欧美形势不确定性较大等原因,下半年外汇占款会继续减少,需要继续下调准备金率以对冲外汇占款下降的影响。预计下半年还有一次降息与两次存款准备金率下调。
祝宝良:稳增长既要适度放松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要防止银行贷款再度飙升和投资过度反弹,特别要防止政府主导的投资反弹过快,应该看到地方政府追求高增长的动力还在。
要稳增长就要增加一些投入,但钱要花在节能减排、职业教育、保障性住房等这些长期投入不足的地方,花在加大对新兴战略性产业支持和对中小企业支持上。而通过加快垄断行业对民营企业开放、加快金融改革、加大对小微企业减税力度和金融支持,是当前既不用政府花太多钱、又可以加速结构性调整,从而加快经济增长的最优选择。
财政刺激诱发两大隐患
证券时报记者:更多的人把稳增长的希望寄托于财政政策身上,对于具体的政策内容,您有哪些看法?
鲁政委:对于今年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如果简单与去年乃至前年同期比较,似乎投资和出口下滑都是主要矛盾。从易于调节来说,毫无疑问应当采用财政投资、刺激内需。但是,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内需,就发现我国内需从来都是不弱的。第一季度GDP增长虽只有8.1%,但内需增长8.9%;上半年GDP增长7.8%,但内需增速仍为8.4%。进一步回溯到2009年,虽然2009年第一季度中国经济增长只有6.1%,但内需增长仍高达10.3%。这些数据充分显示,影响中国经济疲软的,其实是外贸部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应该是调整偏高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而不是进行财政刺激。可以说,目前的财政刺激政策是犯了方向性的错误,甚至还可能诱发长期的隐患。
首先是结构隐患。上一轮财政刺激,已导致了钢铁等产能的进一步扩大和严重过剩;不仅如此,对过去数据的观察发现,财政刺激消费往往主要是刺激了“政府消费”而非“居民消费”,消费对经济拉动作用和贡献的提高,其实主要是“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提高的结果。在过去30年中,政府消费在最终消费中的占比几乎每10年就要上一个台阶,目前已占到了最终消费的近1/3。这与提高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带动作用的初衷是相悖的,造成了宏观经济结构的恶化。
其次是财政风险。汇率偏强导致出口乏力,进而诱发经济不景气,然后财政扩张进行缓冲,这正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所选择的政策。这种政策的便利之处是面对国际社会的协调成本最低,但是,很多财政支出是具有向上刚性的,而财政收入却与经济增长密切相关,只要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是放缓的,那么,最终的结果就会是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而目前日本的赤字率全球最高的现实和当前发生的欧债危机,已清晰昭示了“外病内治”政策选择所潜藏的长期风险隐患。
对于以上风险,我们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不能因为财政刺激对外协调成本低,我们过去经常使用驾轻就熟,就反复使用。
沈建光:财政方面,应该进一步落实结构性减税,特别是中小企业的税负。加大对民生领域、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等方面的投入,比如,加大对“三农”、保障性住房、社会事业等领域的投入,支持欠发达地区、科技创新、节能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在建和续建项目、企业技术改造等。
祝宝良:财政政策可以给企业减税,减不到位的地方可以考虑财政贴息。再就是长期需求结构政策,民营企业投资领域放开,垄断行业放开市场准入这些解决了,再来解决企业融资的金融体制改革,还有城市化解决保障房、住房问题。
让市场来选择怎样调结构
证券时报记者:稳增长和调结构存在一定的矛盾,现在政策重心转向了稳增长,您觉得应该如何协调二者的关系?
祝宝良: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企业经营困难,这些问题的产生,表面看与需要不足有关,更深层次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缓慢,体制机制不顺。
通过宏观政策预调微调给经济加点力,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是必要的,但也要把握好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把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更多地放在调整经济结构上。
沈建光:稳增长与结构调整之间存在矛盾。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放弃一直以来追求高增长的目标,而且有时可能需要容忍一定的经济减速,但稳增长的要求是不能容忍经济减速。而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调结构需要投资占GDP比重下滑,但消费对GDP的贡献尚不足以抵消投资的大幅下降,投资的下滑导致经济硬着陆的风险,因此政府重新强调稳增长的关键仍是稳投资。
鲁政委:结构问题已被关注和“调整”多年,但按照政策设计者当初的标准,20多年过去了,结构问题不仅没有实质改善,甚至还有所恶化。其实,什么样的结构是最合理的,恐怕只有市场最清楚。所以,如果想要在稳增长的同时调结构,就必须把稳增长和促改革结合起来,让市场在更大空间内发挥基础性作用,让市场来选择结构,而不是人为地刺激或推动。
未来经济增长点在哪里
证券时报记者: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结构转型,在您看来,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点在哪些领域?对于中长期的经济增速有何预期?
沈建光:当前政府刺激政策为诸多行业创造了机会。比如,强调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对工业生产部门、水泥生产企业是个利好。货币政策放松也有利于银行业。而工资上涨与政府补贴加大也会利好消费行业。而从长期看来,中国经济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的关键阶段,预计未来经济增速比早前超10%的较高水平会有所下滑。
梅新育:我也赞成中国经济加快结构转型,但也要注意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误区,很多人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应该加快向消费推动转变。实际上,我们现在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无论从发展阶段,还是从发展水平,都还需要一定的投资力度。欧美国家的较高消费率,确实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一个前提条件是建立在货币话语权的背景下,它们可以发很多货币,刺激消费需求,无偿享受别国的经济成果。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在于新兴产业,特别是新兴制造业,这是没有问题的。从长期来看,
预计我国经济保持7%的增速还能够持续20年。
祝宝良:明年GDP有7%~8%的增速就算不错,还得看世界经济的态势,比如美国、欧洲出现新的增长点,新能源汽车、页岩气有突破性进展,整个能源价格下跌等等。
从相关数据来看,影响中国经济疲软的,其实是外贸部门,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应该是调整偏高的人民币有效汇率,而不是进行财政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