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经济形势，在“稳增长”取代“控物价”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下，应把产业转型作为“稳增长”的着力点和新动力，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快产业转型。
从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态势看，投资和出口需求萎缩，消费难以快速增长，经济增长的动力减弱。在“稳增长”取代“控物价”成为经济运行中主要矛盾的现实情况下，“稳增长”的着力点究竟应该放在哪里？“稳增长”的动力何在？
笔者认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宏观经济形势，无论如何不能再推出类似“四万亿”的新一轮经济刺激政策，但也不能再走简单依靠投资刺激经济的老路。理智、科学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把产业转型作为“稳增长”的着力点和新动力，通过各种积极的政策措施，加快产业转型。
产业转型：“稳增长”的重要动力
经济增长是产业转型的前提和依据。经济增长必然会带来社会需求结构的改变，从而促进产业分工，导致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产业转型是经济增长的条件和基础。产业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
产业转型之所以成为“稳增长”的重要动力，是因为产业转型与经济增长有着相辅相成的、十分密切的关系。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产业转型会导致社会资源依据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在不同增长率的产业之间实现差异化分配，从而提升经济总量，促进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的实质，从产业经济学的角度看，是新兴产业不断发展壮大、市场份额逐步提升，传统产业不断转化升级但市场份额有所下降的过程。新兴产业代表着一国产业结构的发展方向，是产业转型过程中国家大力扶植发展的“朝阳产业”，因而也是劳动力、技术、资本等要素大量投入的重点行业。传统产业中的“两高一资”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则需通过严格控制要素投入限制其发展，并通过兼并重组、破产倒闭等方式，使这些行业中的落后企业实现市场整合和市场退出。
产业转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初始阶段，由于对新兴产业的投资不可能一下子迅猛增加，对“两高一资”行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投资抑制又会导致产出下降，故新兴产业还无法弥补前者投资和产出下降给经济带来的漏损，这势必对经济增速产生影响。但随着产业转型的推进，产业转型进入加速期，这一阶段新兴产业作为快速成长的高增长产业与传统产业中一些低增长产业在总体产业格局中的地位对比关系将发生明显变化，新兴产业的投资和产出迅速增加，大大超过传统产业中发展受限产业投资和产出的下降规模，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显著提高。
第二，产业转型会促进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高度化，形成结构优化效应，促进经济增长。
产业转型是国家主导产业转换更替的过程，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除旧布新过程，也是国家产业体系和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过程。产业转型通过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带来了结构优化效应，这种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其一，产业转型催生出新的主导产业并使其在产业群中的地位逐步强化，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二，产业转型使落后的产业部门发展受限，使生产要素从生产率低的产业部门向生产率高的新兴产业部门流动和转移，从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对经济增速具有十分积极的影响。其三，产业转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合理化，这不仅能够大大提高新兴产业的发展水平，推动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而且还能够增强产业之间的关联程度，促进各类产业协调健康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有利的产业基础和产业环境。
第三，产业转型有利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促进经济的集约型增长。
我国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是建立在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污染基础上的。在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增长约束日益强化的情况下，这种以增加要素投入为基本特征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为继。以发展节能环保、新兴信息产业等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要内容的产业转型，是对传统增长方式的“扬弃”。一方面，产业转型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客观要求。另一方面，产业转型也是改善经济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有力推手。只有依靠产业转型，我国经济才能从传统增长模式中解脱出来，通过要素效率提高和新增长动力的推动，实现集约型增长，进而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实实在在的改变。
第四，产业转型周期与经济周期高度相关，其通过影响经济周期影响经济增长。
产业转型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受制于政策拉动、技术创新、制度安排、微观经济主体的主观努力等诸多因素。其中，政策拉动对产业转型的力度和进程具有重要影响。政府每项重大政策的出台，都会起到推动产业转型加速的作用，进而影响到经济的景气度，并作用于经济的周期性波动。
产业转型作为经济转型的核心内容，是整个“十二.五”以至以后更长时期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和主旋律。唯其如此，产业转型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就具有持续性和长久性的特征。顺利有序并且快速推进产业转型，是实现我国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加快产业转型的宏观政策选择
宏观政策是产业转型的基本依托和重要动力。要加快推进产业转型，有效发挥产业转型对“稳增长”的支撑和推动作用，必须在产业政策、外资政策、财政政策、货币金融政策等方面采取积极措施，形成推进产业转型的宏观政策合力。
第一，产业政策是指导和推进产业转型的主导性政策。中央政府在制定和和出台每一项具体的产业政策时，要立足于国内经济运行态势，兼顾产业政策引起的产业调整给经济运行带来的短期影响和长期影响。每一项产业政策的实施，要尽可能避免经济的起伏波动，以提高传统产业升级改造的能力，提高新兴产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进而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此外，政府还要着眼于不同时期产业政策的协调衔接，保证产业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原有产业基础和产业结构、人才条件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这就要求各地必须从本地实际情况出发，确定适应国家产业政策要求和本地比较优势的主导产业，而不能不考虑地区差异，在产业发展方向上搞“一刀切”。
尽管由于我国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增速放缓，但外资仍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变量。政府应确定有利于推进产业转型的外资政策导向，鼓励外商投资战略性新兴产业，参与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各地在引进外资时，应根据本地区的产业政策目标和产业比较优势，引导外资投向主导产业。
第二，国家财政政策是宏观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持产业转型方面担负着重要使命。在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增长”的大背景下，应扩大营业税收增值税的范围，使更多企业享受到结构性减税的好处，以改善企业的经营环境和业绩状况，为企业的产业转型提供有利条件。对关系到产业转型的企业重大技术创新和技术研发项目、技术改造项目和企业创业资金，应给予贷款贴息或财政补贴。应加大对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的财政支持力度。应多渠道筹集财政扶持资金，为资源型城市的产业转型提供有力的资金扶持。
第三，产业转型包括产业升级、产业扩张、产业集聚、产业整合、产业并购等一系列产业活动，这些活动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金融，是推动产业转型的关键因素。其中，由于间接融资在目前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有优势地位，因而商业银行在金融支持产业转型过程中责任重大。适应产业转型的要求，商业银行和信贷政策应该实现“四个转变”。
一是优化信贷投放的行业结构，使信贷支持重点从制造业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产业升级转变。按照产业转型的要求，银行虽然仍需对制造业提供必要的信贷支持，但必须调整贷款重点，严格控制对制造业中产能过剩行业和“两高一资”企业的贷款，优先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提升战略性新兴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在支持新兴产业时，商业银行也不能不分地区差异一哄而上，否则势必导致低水平竞争，重蹈前两年支持大上多晶硅项目短期便陷入产能过剩的覆辙。
二是优化信贷资金配置的空间结构，使信贷资金的地域配置从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向区域均衡转变。产业转型既是产业之间的升级（不同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占比变化）和产业内部升级（同一产业内部技术集约化程度和管理水平的提高）的过程，同时也是产业区域间梯度转移的过程，亦即产业转型是产业升级和区域升级的有机统一。在经历了30多年的经济高增长之后，东部地区原有的一些优势正在消失，中西部地区在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经济发展后劲、政策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凸现出来。顺应这种变化，商业银行应加大对中西部地区的贷款支持力度，支持部分朝阳产业从东部向中西部有序转移，支持东部与西部在科学的产业分工基础上建立紧密的产业合作，延长产业链条。应根据中西部的产业发展条件，大力支持其主导产业和优势产业的发展。
三是优化信贷支持的企业规模结构，使信贷服务由重视国有大企业向重视中小企业转变。中小企业占我国企业总量的90%以上，在经济减速、劳动力成本上升、外部需求放缓等多重不利因素的挤压下，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面临转型的迫切需求和沉重压力。商业银行应转变信贷支持中的“规模歧视”和“所有制歧视”现象，增加中小企业贷款，努力创新信贷产品和信贷管理技术，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多适合其经营特点和产业转型需求的差异化信贷产品，为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创造较好的资金条件。
四是优化信贷业务结构，使商业银行由经营传统信贷向注重发展绿色信贷转变。由以“高碳”为特征的传统经济向以“低碳”为特征的绿色经济转化，是产业转型对我国经济的本质要求。适应这种要求，“高碳金融”的传统信贷，也必须向“低碳金融”的绿色信贷转变。商业银行必须大力开发绿色信贷和服务品种，扩大绿色信贷规模和业务创新投入，尽快形成既有利于绿色经济发展，又符合信贷基本规则和运行规律的绿色信贷制度。
直接融资作为一种重要的融资形式，对满足产业转型过程中经济主体的融资需求，推动产业转型，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其优越之处在于：其一，处于创业阶段的企业基本上不具备银行贷款融资的要求和条件，难于获得贷款，但其却可以通过天使基金、创业基金等直接融资形式获得资金支持；其二，在货币政策紧缩的背景下，贷款的可得性大大下降，“一刀切”式的贷款规模控制往往“错杀”了许多正常的、合乎条件的贷款需求，直接融资形式的融资能力则不受货币紧缩政策的制约。其三，产业投资基金、股权投资基金等直接融资通过予以高科技企业资本支持，对产业转型可以发挥着显著的金融推动和技术推动的双重功能。目前，直接融资在社会融资总量中的比重只有20%左右，未来发展空间广阔。理所当然，直接融资推动产业转型的潜力也十分巨大。
运用直接融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重要的是优化股市政策，优先安排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改造升级的传统产业的企业上市，扩大这两类企业的上市数量，以充分发挥上市企业作为行业龙头所具有的产业吸附和产业扩张功能，并彰显其带动相关产业形成的产业集聚效应，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要规范发展政府引导基金、产业投资基金和各种类型的股权投资基金，发挥这些基金在增加创业资本、支持新兴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方面的优势。还应创新直接融资方式，拓宽直接融资渠道，使更多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能够利用直接融资方式筹措产业转型升级所需资金。
企业并购是实现产业扩张、促进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环节。要消除阻碍民间资本自由投资的行政壁垒和市场壁垒，把国务院各部门落实“非公经济36条”的实施细则真正落到实处，使民间资本真正自由地进入垄断行业，真正自由地参与对国有企业的并购重组。应该扩大商业银行的并购贷款规模，设立并购基金，为市场并购主体顺利实施并购奠定坚实的资金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