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延续下行态势，并呈现出起伏较大、效益下滑、风险上升、预期不稳等特点，宏观调控面临极为复杂的局面。这与欧债危机反复、国际经济动荡密切相关，更体现了国内企业短期去库存、去杠杆化与中长期增长阶段转换的叠加效应。
　　在审时度势，适时预调、微调的政策作用下，当前经济运行呈现初步企稳迹象，但支撑回升的力量较弱，存在反复的可能。为此，宏观调控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既要防止过度刺激，增加经济泡沫化风险；又要防止短期大幅下滑，引发难以预料的系统性风险。
　　同时，注重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衔接，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激活和释放增长潜力，促进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当前，我国经济呈现初步企稳迹象，短期内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减少。随着需求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的加快，结构调整将会有所进展。
　　研究发现，近期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可能已经开始。而在“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在增长阶段转换期，GDP增速维持在7%-8%是比较适宜的。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并不低。
　　当前，稳增长，重点是保持经济增速处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刺激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防风险，重点是着力稳定市场预期；调结构，核心在于转动力，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新情况、新特点

　　今年以来，内需和外需增速均有所放慢，生产活跃度降低，产能利用率不足，经济运行延续回落态势，并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特点。
　　出口短期内大幅波动。
　　今年上半年，按月观察，我国出口增长出现大幅波动。1月份出口负增长，2月份增速达到18.4%，4月回落至4.9%，5、6月又有所回升，这是近年来少见的现象。除了春节、劳动节、端午节等季节性因素影响外，还有以下原因。
　　欧洲经济剧烈波动，国际经济复苏进程波折，市场预期不稳，我国出口呈现短单化倾向，一定程度上导致出口增长的起伏；光伏、化肥、新电子产品等出口受美国“双反”、市场投放节奏等特殊因素的影响，波动幅度较大。
　　此外，我国经济发展状况成为外部世界判断全球经济和大宗商品价格走势的重要依据，内需收缩、进口增幅下降也间接拉低了国际市场对我国出口产品的需求。
　　企业去库存、去杠杆并存。
　　今年以来，生产侧的工业增加值、主要工业品产量、发电量等增速的降幅，总体超过了投资、消费和出口增速的降幅。生产侧与需求侧的偏离，主要是企业对未来经济增长和价格持悲观预期，调减原材料库存和产成品库存，降低产能利用率。
　　在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下调之后，货币条件改善，市场利率持续走低，但信贷有效需求不足。在新增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占比明显低于历史平均水平，企业资产负债率也有所降低，表明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去杠杆、去库存同时并存。
　　产能过剩突出，经济效益滑坡。
　　在传统产业中，产能过剩已经从钢铁、电解铝、水泥和汽车等行业，扩展到焦炭、电石、铁合金、铜冶炼、纺织、化纤等行业。在新兴产业中，由于不少地区采用多种刺激政策推动投资，产能快速扩张，部分新兴产业，如碳纤维、风电、多晶硅、锂电池、光伏等，先后出现产能过剩。
　　低水平同质化竞争和价格战，导致企业利润大幅下降，经营模式表现出明显的“速度效益型”特征。1-5月份，全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同比下降2.4%，其中，国有企业同比下降10.4%；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亏损额同比增长78.2%，亏损面同比增长23.1%。
　　地区经济运行分化明显。
　　1-6月份，东部、东北、中部和西部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9.7%、10.6%、15.1%和15.5%。东部增速最慢，对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中部增速延续下滑态势，已落后于西部。
　　从近期召开的全国各省、区、市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形势座谈会反映的情况看，不同区域经济运行状况、发展趋势出现明显分化。外向型产业集中的地区，由于出口增速回落，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较大；资源型产业和重化工业占比较高的省份，经济增速和效益均出现明显滑坡；承接产业转移较为集中的地区，经济活力较强；产业转型升级进展较快的地区，虽面临一定困难，但仍可承受，前景较为乐观。
　　房地产市场出现新变化，部分城市房价可能反弹。
　　从全国看，房屋新开工面积增速已连续25个月高于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已连续20个月高于房地产开发企业资金来源增速，预计全国房地产市场继续呈现回落趋势。但近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6月份不少城市地价、房价出现上涨。贷款利率下调，在降低购房成本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房价预期。北京等部分热点城市随着成交量的明显回升，待售房面积不足的问题逐步凸显，加之后续供应量下降，房价反弹的风险不容忽视。
　　就业约束有所缓解，财政金融风险约束上升。
　　就业和通胀是宏观调控中两个重要的压力测试指标，就业状况明显恶化常常成为调整宏观政策的依据。在本轮持续较长的回调过程中，就业压力尚不突出。国家统计局调查失业率没有恶化，实际调研中也没有发现大量解雇职员的现象。就业对经济增长的约束有所缓解，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变化。
　　但应注意就业指标是一个滞后指标，反映较为迟缓。如果短期内增长下滑过快，至少结构性就业压力仍会出现。另一方面，房地产市场、地方政府债务、银行资产质量、企业资金链等方面的风险开始显现，经济增速下降使得这些风险点（环节）的脆弱性增加，可能引发局部甚至系统性财政金融风险。
　　上述新情况、新特点，充分反映了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从全球范围看，欧盟作为最大的经济体，我国作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来源，其经济衰退和减速，导致内外经济传导途径更为复杂多样。
　　总体看，近来我国经济运行呈现初步企稳迹象，短期内大幅下滑的风险明显减少。随着需求约束增强，产业转型升级、兼并重组、优胜劣汰的加快，结构调整将会有所进展。

　　注重增长阶段转换期短期与中长期政策的衔接

　　经济增长逐步从高速向中速增长阶段转换。
　　本轮经济持续回调，已经超越了通常意义上的商业周期，是多重周期因素叠加和中长期增长潜力下降共同作用的结果。从短期看，我国正处于商业去库存和经济刺激计划的拉动作用减弱时期，也处于国际主要经济体大选的政治周期和国内换届时期。从长期看，全球都处在金融危机后新技术和新产业寻求突破的时期，新的技术周期尚在孕育之中，全球经济增长整体放缓。多重周期力量交织，使经济运行呈现十分复杂的局面。
　　经济增长既受宏观政策和短期需求变化的影响，更取决于特定发展阶段的潜在增长水平。近年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开展了关于中长期经济增长国际经验等课题的研究，研究发现，二战后实现成功追赶的经济体，如日本、韩国、德国等，都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在人均GDP达11000国际元(购买力平价)时，无一例外地出现了经济增长下台阶的情况，降幅达到30%以上。其中,日本发生在70年代初期，韩国发生在90年代中后期，德国发生在60年代中后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路径，与这些成功追赶型经济体比较接近或相似。2011年，我国在人均GDP接近9000国际元。保持目前的发展态势，今后一、两年，将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此外，研究者分别对全国和不同类型地区的经济增长以及电力、汽车、钢铁等重要工业品产量的峰值进行了测算。
　　上述研究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在“十二五”后期，我国经济增长将从高速转入中速增长阶段，潜在增长率将下一个台阶，降幅可能达到30%左右。
　　近期经济运行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明我国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有很大可能性已经开始。
　　一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潜力和空间明显缩小。2010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长明显回落，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从近十年来的接近30%下降到目前的20%左右。
　　二是东部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明显回落。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北京、上海等省市，去年以来工业生产、投资增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这些地区经济总量接近全国经济总量的一半。这些地区的人均GDP已经达到增速下降的时间窗口，增长阶段率先转换是符合逻辑的。
　　三是地方融资平台、房地产市场风险明显增加。人们对这些领域投资回报率的担忧，实质上是对其增长潜力的担忧。
　　另外，城市化尚有较大空间，但由于我国经济规模大幅提升的基数效应，即便城市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也在明显降低。
　　这些都可能预示着我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也预示着本轮经济调整不同于以往的短周期调整。即便下半年出现回升，经济增速不大可能也不宜回到原有高增轨道。在增长阶段转换期，GDP增速维持在7%-8%是比较适宜的。实际上，从全球范围看这一速度并不低。
　　宏观调控要避免两种倾向。
　　日本、韩国等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长阶段转换期的到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这一时期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至为关键。特别要警惕并努力避免两种倾向。
　　一是试图回到以往高增长轨道的倾向。长期以来，政府、企业、市场和社会适应或习惯于高速增长的宏观环境，短期内难以接受增速的趋势性下降。增速一旦回落，容易出现不顾潜在增长率下降的事实，试图通过政策刺激使经济回到高增长轨道的倾向，结果不但不能恢复高增长，反而推高通胀和资产价格，形成泡沫经济，引发更大的风险。
　　二是放任经济自行下滑的倾向。进入增长阶段转换期后，由于原有预期被打破，新的稳定预期尚未形成，经济运行的不确定性和脆弱性明显增加。一旦遇到大的冲击，很可能短期内出现增长的大幅下滑或波动。对这种特点认识和重视不够，抱着对经济下滑不用过多担心的态度，忽视市场主体对经济减速需要逐步调整和适应的事实，政策应对不力，就可能由于经济增长短期过度下滑而引发系统性风险。
　　经济增长转换期，也是市场主体逐步调整经营模式，市场、制度等风险逐步暴露和修复的过程。短期宏观政策的重点是处理好经济趋势性下降中的周期波动问题，既要防止过度刺激，使经济泡沫化；又要防止经济短期内大幅下滑，风险和问题骤然集中爆发。从当前的情况看，重点要防止第一种倾向。由于本轮经济回调期较长，在政策逐步放松的过程中，要防止层层加码、过度刺激的风险。
　　同时，经济运行短期大幅下滑的风险也需要高度警惕。1996年以来，经济增速最低的四个季度分别为1998年一、二季度、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GDP平均增长6.9%，财政收入增长2.4%，税收收入零增长，工业企业利润负增长34%，亏损额增长82.5%。
　　由此可见，当经济增速降低到7%或更低水平时，企业亏损面和亏损额将大幅度提高，财政收支压力明显增强，经济稳定的基础十行脆弱。因此，需要正确认识经济增速与结构调整的关系，避免将速度和结构调整对立起来，忽视速度与效益、速度与风险之间的转化关系。速度下降本身会倒逼市场主体调整结构，但当增速短期过快下滑时，经济关系绷得很紧，风险陡增，也就失去了调结构的有利时机。特别是在速度效益型赢利模式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适当的经济增速显然是必要的。
　　还应看到，当前经济增速趋势下行，一定程度上也是在现有体制机制框架内，资源优化配置受到限制，增长潜力难以有效释放的结果。因此，短期政策应与中长期政策有效衔接，着力深化体制改革，释放新的制度红利，激活增长潜力。

　　我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从趋势看，下半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美、日经济温和复苏，新兴经济体下行趋势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将有所回升；随着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有望增加。
　　欧元区经济轻度衰退，美、日有望温和复苏。
　　欧债危机可能反复，但短期不会引发全球性风险。欧盟内部防火墙尚未有效建立，任何负面消息都可能引发市场波动，欧债危机可能多次反复。近期，欧洲央行和救援基金采取了一系列救援行动，对稳定金融市场、舒缓债务危机将产生积极作用。
　　欧元解体不符合欧元区国家利益，危机会倒逼各方让步和协作，短期不会出现全球系统性风险。同时也应看到，欧元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需要进行深层次的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建立财政联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达成政治联盟，其过程更为复杂持久。预计2012年欧元区经济处于轻度衰退状态。
　　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6月份，美国失业率和劳动参与率均与5月份持平，就业状况没有恶化。6月密西根消费者信心指数为74.1，达到2008年以来的较高水平。房地产市场回升态势基本确立，4月新开工私人住宅同比增长26.5%，成屋销售库存连续14个月下降，中位价同比上涨4.8%。
　　根据历史经验，美国大选年的宏观政策反应更加及时灵敏，货币政策仍有刺激空间。日本灾后重建效应继续显现，一季度GDP同比增长2.8%。5月份家庭实际支出增长达到4%，新屋开工明显加快。虽然出口增长乏力，近期PMI指数也有所回落，但总体不改温和增长态势。
　　新兴经济体下行有望放缓。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一季度GDP增速印度为5.6%，巴西为0.75%，俄罗斯为4.9%，土耳其为5.2%，除俄罗斯外其他国家都明显放缓。如果国际经济不再恶化，大宗商品价格将逐步企稳，特别是随着我国经济运行状况的改善，新兴经济体下行态势有望放缓。但对印度的“双赤字”、经济降幅偏大问题及后续影响需要密切关注。
　　前6个月，我国进、出口分别增长9.2%和6.7%，较去年同期回落14.8和21个百分点；广交会订单成交金额360.3亿美元，同比下降2.3%；全年出口增速降幅明显。同时也应看到，我国对主要贸易目的地增速有所下降，但仍高于其总进口增速，说明在全球需求下行背景下，我国出口相对竞争力没有恶化。
　　在出口占比中，对美、日和东盟均有所上升；随着进口价格指数回落，我国贸易条件有所改善；汇率升值预期明显降低，也有利于稳定出口。考虑到上半年各项“稳出口”政策效应逐步显现，以及去年8月之后基数偏低，下半年出口增长将好于上半年。预计全年出口增长可达10%左右的预期目标，进口增幅略低于出口，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由负转正。
　　内需增长降中趋稳，投资仍是稳定的中坚力量。
　　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增长总体稳定。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政府消费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受家电、汽车及石油制品等增速下降影响，居民消费增速略有下降。但考虑价格下降和居民收入增长，以及鼓励消费政策的实施，实际消费增速基本稳定。
　　内需短期内能否稳定关键在于投资。前6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名义增长20.4%，较前5月上升0.2个百分点，剔除价格因素，二季度实际增长比一季度回升0.4个百分点。从构成看，制造业投资增长24.54%，略回升0.07个百分点，走势总体平稳；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16.6%，比前5月下降1.9个百分点，依然延续下行态势；基建投资（含电力、热力、燃气和水的生产）增长8.2%，较前5月上升3.6个百分点，回升比较明显。
　　下半年，鉴于房地产库存较高和开发商资金偏紧，房地产投资增长动力仍显不足，但受目前市场销售回升的影响，加上保障房项目一定的补充作用，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长仍可以达到14%左右。基建投资将维持回升态势，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房地产投资下降的影响。考虑到地区产业转移、机器替代劳动、地方政府换届效应等积极因素，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有望达到18%左右。
　　当前经济运行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积极因素正在逐渐积累。首先，工业增加值增速初步企稳，房地产销量回升，汽车等重要工业品产量增速明显提高。其次，根据库存调整38-40个月的周期规律，本轮库存调整已经接近尾声。再次，欧债危机的处置出现积极变化，美、日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国际经济形势总体没有变得更坏，大宗商品价格有望逐步趋稳。另外，我国近期降准、降息、支持民间投资等政策效应逐步显现，对稳增长将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看，需求侧降中趋稳，生产侧传递出积极信号，二者之间的偏离将会缩小。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经济形势分析小组编制的DRC先行周期指数和同步周期指数6月份均继续反弹，“中国经济时钟”也从衰退逐步走向复苏，给出了宏观经济企稳回升的初步信号。
　　综合判断，随着宏观政策效应的进一步显现，经济运行将初步企稳并可能有所回升，三、四季度经济增长有望略高于二季度，全年GDP增速可达到8%或略高一点。但必须看到，目前经济回稳的基础仍不牢固，如果出现意外冲击，经济仍有可能重现下行态势。

　　“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
　　并举，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当前经济运行呈触底企稳迹象，但国际、国内支撑回升的力量仍然脆弱。宏观调控应坚持“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稳增长、防风险、调结构”并举，切实抓好已出台的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工作，积极谋划、启动中期改革，促进增长阶段平稳转换。
　　稳增长，重点是保持经济增速处在与增长阶段转换相适应的合理区间，避免过度刺激和过快下滑两种倾向；防风险，重点是着力稳定市场预期，防范化解经济下行中显露的各种风险，防止部分热点城市房价明显反弹，防止资产质量差的地方融资平台风险进一步增加；调结构，核心在于转动力，着力推动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积极推进改革导向的供给政策，加快基础产业改革，破除资源优化配置障碍，激发市场主体活力，释放我国规模依然可观的增长潜力，促进增长阶段的平稳转换，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
　　坚持货币政策稳健基调，发挥积极财税政策作用。
　　适度放宽贷款额度、存贷比等行政性控制措施，逐步取消贷款规模控制，积极推进利率市场化进程。跟踪外汇占款变动，适时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确保银行流动性平稳。支持信贷合理增长，实行中性的住房信贷政策。利用人民币贬值预期增强的时机，引导汇率双向浮动，并保持汇率基本稳定。
　　切实避免因财税收入增幅下降而引起的征收力度加大、非税负担加重等对企业生产经营带来的影响。推行加速折旧，鼓励企业技术设备升级。调整、完善“营改增”试点方案，加大减税力度，降低生产性服务业的营业税，切实减轻税负。适当加大对低收入群体和困难家庭的救助力度。
　　维护真实住房需求，防范一线城市房价反弹。
　　继续严格控制投机、投资等不合理买房需求，限购政策不能放松，还需要根据情况变化加以完善。在按揭贷款利率下调，对房地产调控政策出现多种误读时，要加强正面宣传，稳定预期，引导刚性、改善型买房需求平稳释放。
　　实行首付与利率反向调整政策，即在贷款利率下调时，适当提高首付比例，使购房人的支付能力不因利率政策的变化而变化，防止短期内支付能力变化引发需求大幅波动。着力防止北京等部分一线城市房价反弹，加大商品房建设的土地供应，增加住房供给，改善市场供求矛盾。
　　保持基建投资合理增长。
　　全面核查各级政府的在建项目，对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有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经济社会效益优良的项目，给予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加大基建等重大项目储备工作，按轻重缓急完善可行性研究，以备意外冲击之需。鼓励金融机构对地方融资平台进行分类评估，对资产负债优良的平台，给予必要的信贷支持。
　　加强国土资源远景规划工作，对新城、新区建设给予指导。科学规划布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强城市排水体系、地下管廊体系、地铁等基础设施建设。在提高基建投资增速的同时，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管理。
　　加快推进石油、铁道、电力、金融等基础行业改革。
　　适当放宽石油勘探开发领域的准入限制，优先放开边际油田和页岩气等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准入。按照“缩短调价周期、加快价格调整频率”的思路，推进成品油定价机制改革。适当放宽对进口油源的限制，加强石油炼制环节和终端批发零售环节的竞争。
　　进一步放宽新建铁路的市场准入和运营管理体制改革。适时调整电价并尽快改革电价形成机制。探索建立省级电力交易平台，打破省间壁垒。大力发展企业债券市场，稳步发展利率衍生产品，改革股票发行体制，完善场外交易市场。
　　积极做好欧债危机应对预案 。
　　密切关注欧债危机演变动向，动态评估对我国贸易、资本流动和储备损益的直接冲击和影响，以及通过国际金融市场和信心渠道的间接影响，并做好必要的应对预案。鼓励企业调整出口结构，提高自身产品的品质和竞争力，拓展欧盟之外市场。
　　密切关注我国香港市场的异常情况，防止因资本大幅撤离造成汇率及价格的大幅波动，及可能引发的市场恐慌。利用国际市场资源类产品价格大幅下降的有利时机和外汇储备充足的优势，适时增加战略储备和商业储备。利用危机中估值偏低和进入壁垒降低的时机，鼓励我国企业进入欧洲市场，积极并购欧元区优质企业和资产。
　　支持产业升级和制造业发展。
　　与产业升级相结合，实施技改贴息等支持政策，鼓励企业设备更新升级和制造业投资增长。鼓励产业兼并重组、优胜劣汰，支持银行发放兼并重组（过桥）贷款和企业发行重组债券。积极推动地区产业转移，着力完善软硬件环境，提高产业配套能力，优化产业布局。
　　加快落实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一揽子”措施，落实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政策，防范各类虚拟经济泡沫化苗头，引导资源要素流向制造业、实体经济领域。积极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提高住房和城市建设标准，推动智慧城市、低碳城市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