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北方电网本周一凌晨瘫痪，印度北部、西北部、东部、东北部，首都新德里、最大城市加尔各答等都未能幸免，受影响人口高达6.7亿，占印度总人口的一半。如此规模的断电事故，堪称史无前例。
印度的基础设施残缺早就世界闻名，无论电力、交通还是通信，概莫能外，并已成为掣肘印度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最大短板之一。在世界经济论坛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指数中，印度基础设施目前在139个国家中排名第91，甚至低于斯里兰卡和博茨瓦纳。而麦肯锡公司200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则认为，基础设施滞后可能导致印度2017年经济增速下降1.1个百分点，损失2000亿美元。
必须填补基础设施缺口，早成印度国内外的共识；但真要落实解决，却又谈何容易。且不提财政能力不足，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腐败+不作为”组合大大提高了建设成本和拖延烂尾风险，且不提无休止的政争、媒体口水仗也大大阻碍了建设步伐，单就征地争端一宗，就足以构成阻碍印度基础设施和非农产业建设发展的死结。
首要的问题是土地私有制。在印度的土地私有制下，征用农地，成本承担者和补偿获得者常常并非同一主体，租赁土地耕种的佃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小自耕农承担了绝大部分实际成本和风险，拥有大片耕地而并不实际耕作的地主却获得了绝大部分补偿，致使共识难以达成，社会矛盾激化。佃农和小自耕农一旦失去土地，就失去了谋生手段和基本保障。特别是佃农得不到货币补偿，无论政府和征地企业如何承诺建成工厂、工业园区之后将为当地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印度政府过往的低效率纪录、制造业欠发达的现实都让他们不敢过度信任这样的承诺。更何况就私有制下的法理而言，政府和征地企业并无义务向并非土地所有者的佃农支付补偿。由于印度基础教育严重滞后，没有文化和技术的失地农民事实上也难以在非农产业觅得有体面收入的就业机会。
切蒂斯格尔邦巴斯塔地区（Bastar）的杰格德尔布尔镇（Jagdalpur）一带铁矿丰富，塔塔钢铁计划在此处建一座年产量500万吨的钢厂，为此需要从10个村庄、约1750名土地所有人手中取得这块约20平方公里的土地，塔塔公司也游说村民放弃土地，并承诺会把他们安置在钢厂工作。但村长曼达维的发言代表了相当多村民的心声：“我们不是工程师，钢厂里虽然有我们可以做的工作，但不是端茶倒水就是清洗地板，我们为什么要去伺候人？我们宁可要自己的土地。”正因为如此，印度征地项目普遍遭到广大佃农和小自耕农的坚决抵制。
相反，对于印度地主而言，巨额征地补偿的吸引力显然远远大于相对微薄得多的田租。因此，在众多征地争端中，无论抗议、抵制风潮如何猛烈，征地计划依然能进行到底。这种收益私有化而成本社会化的模式，激化社会矛盾是必然的。
不仅如此，为了提高土地被征用的补偿，地主们不仅不反感不利于社会稳定的征地争端，反而往往期待爆发征地争端，乃至主动挑起征地争端。一些被征地的地主公开放言，感谢抗议征地的示威者，因为只要一发生抗议，地价就会成倍上涨。一些大地主及其把持的地方政治势力还积极介入征地争端，目的就是获得巨额经济利益，并在农民人口占绝大部分的地区赢得政治支持。
在人口稠密的亚洲发展中国家，解决征地争端的关键在于提供非农部门就业机会；而要创造足够多的非农部门体面收入就业机会，关键又在于发展制造业。然而，印度是一个制造业发展滞后的国家，直到2011年，在12亿人口中，现代制造业部门吸收就业的仅870万人。制造业欠发达决定了印度非农部门无法提供足够多的体面收入就业机会以容纳需要从农业部门转移的劳动力，这一缺陷无法靠发展服务业单兵突进来解决，因为现代服务业只能建立在现代制造业基础之上。也正是这一缺陷，决定了印度不仅难以低成本完成征地和工业化起飞，而且难以解决“被城市化”的失地农民的生计。
印度政府也不是没有下过工夫尝试解决其制造业欠发达的缺陷，近年来引进外资和建立经济特区的实践就表明了他们的努力。但印度引进外资本身存在结构性缺陷，引进外资总额中流动性、投机性强的组合投资多于直接投资，从而有损印度宏观经济稳定性；在直接投资中来自离岸金融中心的投资太多，服务业直接投资太多而创造就业、拉动相关产业能力强的制造业投资不足。更糟糕的是，某些企业还拿低价圈占的土地向银行高价抵押获取贷款，而且这么干的企业中还不乏信实集团这样的巨头。在这种情况下，失地农民会有多少机会以非农业部门就业形式获得非现金补偿呢？
印度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制造业发展的老大难问题不可能迅速解决，有意开展对印经贸的中国企业需明了这一点。而印度大断电的教训，也给我们提供了避免自废武功而重蹈覆辙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