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经济增长下行压力加大的局面，受限于外需市场疲软与继续实施严厉的楼市调控政策，提振地方经济增长的任务仍然落在启动重大项目投资上，但地方投资冲动是把“双刃剑”。
　　最近各地重大项目集中开工，今年6-7月，近24个地方城市启动超百亿的投资项目，初步估计总投资规模达到5000亿元。与此同时，不少城市开出的下半年经济建设任务单中，也明确要提出完成千亿项目的投资建设。例如，7月25日，长沙市政府对外发布2012年195个重大推介项目，总投资达8292亿元。而贵州省近期投资计划则称，今年5月至今已收集项目2382个，筛选出投资总额约3万亿元的项目，总额相当于贵州省去年财政收入的数倍。
　　不可否认，投资在拉动中国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出口与消费需求双双疲软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的“马车”仍需依赖投资驱动。目前，一些中西部省份在承接东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粗放式”投资规模。分析人士认为，以内陆型经济为主导的中西部省份，出口和消费能力都比较弱，在进行产业结构升级以前，仍然需要依靠投资。此外，一些投资计划有明确的投资领域和方向，具有结构优化的迹象。从目前各地的投资取向来看，有一部分涉及产业升级和城镇化，这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布局将会产生正面影响。
　　但如果用不好投资这把“双刃剑”，则有可能伤害正在努力调整的经济格局。在2009年“4万亿”计划的刺激下，钢铁、水泥等产能过剩的行业出现非理性膨胀，实际已经延缓了经济结构调整步伐。如果当前仍然摆脱不了站在“供给端”进行经济刺激的思维惯性，产能过剩的恶性循环仍可能继续。
　　另一方面，投资在拉动经济增长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有限，投资的边际效率逐年递减。据统计，2000年我国经济增长中每1元固定资产投资可以产生2.74元GDP，到2010年只能产生1.43元GDP，十年时间投入产出率下降近50%。由政府主导投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对于投资回报率并不敏感。同时受限于公共产品定价的非市场机制，许多公用事业项目的投资发生后，无法产生效益。
　　此外，不断加码的投资还会给地方带来更大的负担。有统计显示，过去几年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已经使地方配套投资高达18万亿元，而债务性支出超出10万亿元，2010年地方政府平均负债率高达60%。今年各个地方政府已经进入偿债高峰期，如果这些新投入项目无法实现正收益，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将越来越大。
　　欧债危机及全球经济下滑并非是导致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目标调整的主要因素，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形势在短期内可能难以恢复，这也意味着投资转型的时机已经到来。长期以来投资、出口和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房地产等拉动经济的“粗放”模式难以为继，倒逼地方政府必须转换思维，将经济资源投放到高技术、高附加值的生产领域，同时配合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以激活市场需求。
　　也许当前最需要的不是拿出庞大的“投资清单”，而是要进一步健全扩大内需的长效机制，从而促进投资、消费、出口协调发展。在扩大内需中，着力扶持就业、保障性住房、医改、社会保障等重大民生工程的建设。在保民生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公共事业消费品的价格改革，改善地方政府的负债水平和民间资本的投资环境，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经济增长的“引擎”能够真正驱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