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暴雨，让北京两个群体之间的反差和对比显得格外刺眼：亮丽的“双闪车队”让人备感温暖，宰客的出租车让人万分揪心。对此，媒体提出供人们反思的问题，为什么当这个城市最需要他们的时候，一些出租车司机选择的是熄火回家，而不是载客前行？是什么让他们如此顾虑重重？是什么让他们一步步远离职业的底线？（《中国青年报》7月25日）
　　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很多出租车司机都对“双闪车队”队员们的举动表示钦佩，还有的人表示，“如果我有私家车，我也想出门帮他们”。善心和良知未泯的个体，一旦披上职业的外衣，用职业的思维去考虑问题时，就变得不道德、不职业，就说明制度安排出了问题。如果说暴雨成灾是全社会所要面临的共同风险的话，若要调动所有的相关力量来分散风险，就应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风险的分担者，以及分担这种风险的受益人。
　　出租车司机之所以不愿意在暴雨中主动分担风险，是因为在分担的过程中，他们只是风险的承受者，并没有享受到任何的预期收益。出租车司机一旦在恶劣的天气下出车，车辆受损后，自己不仅无法获得减免“份子钱”之类风险分担，还要承受车辆受损的大部分损失。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出租车公司都是旱涝保收的旁观者：“份子钱”一分都不会少，甚至面对舆论铺天盖地的指责，也会轻松地转嫁为“一些司机职业水准不高、道德水平不够”。原本是两个主体共同分担的风险，却不幸变成了由出租车司机独担，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没有任何“归属感”的出租车司机，面对风险时要躲着走、绕着走了。
　　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租车司机在暴雨中的“不佳表现”，不仅因为出租车没有真正拿出真金白银为出租车投保“交强险”，更重要的是，出租车行业作为一个公共服务行业，其管理者和服务的具体提供者之间，并不是一个责任共同体，而是一个畸形的利益共同体——垄断经营，使得出租车公司成为旱涝保收的绝对受益者，出租车司机成为风险自负的绝对受损者。如此畸形的利益分配格局之下，站在服务第一线的出租车司机，其实很多时候是在替出租车公司分担风险、背负骂名。
　　为什么暴雨关头还以“高度敬业精神”来收取过路费的行为让人反感，为什么暴雨刚过就对遭受雨灾而“被违章”的车辆贴条让舆论不满？其中共同的一个因素是，一些管理者面对社会共同的风险，总是把自己作为旱涝保收的旁观者，而不是社会风险的分担者。事实上，任何社会风险都是共同的，你总是置身事外，也就别怪总是被人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