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二季度经济增长率为7.6%，这是2010年以来连续出现6个季度的增速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连续放缓，引发国内外观察家的种种关注，其中不乏有人担忧其潜在的长远影响。而沉寂一段时间的中国经济崩溃论、危机论、硬着陆论、滞胀论等种种说法，也开始浮出水面。
这些担忧有没有道理？如何正确看待增速放缓？为何会出现增速放缓？未来我国经济发展趋势怎样？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彭文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晓晶。
避免两种误读
一是认为经济增速越快越好。忽视过度追求增长速度带来的盲目扩大投资、挤压居民消费空间等种种负面问题
二是低增长即低就业、低福利。从国际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与就业增长可以并存，前提是经济结构趋于合理
建立两个认识
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并非“硬着陆”，更不会导致危机的爆发。要尊重经济规律，就必须摆脱高增长依赖症。
客观认识增长放缓不是无所作为。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中国经济将有可能创造出第四个10年的强劲增长
没有出现严重失业问题说明不是“过冷”
记者：在欧洲，近几年经济增速能保持在2%的国家，就被称作经济明星了。而我国“十二五”规划将经济增速定调在7%，今年则将经济增速定调在7.5%。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速对中国来说慢了吗？
彭文生：简单地讲，判断经济增速是过快还是太慢有两个重要指标，一是通胀率，二是失业率。一般而言，通胀率高的话，说明经济过热了；失业率高的话，说明经济过冷了。我国经济增速放缓了，但没有出现严重的失业问题，这说明中国经济到了一个新的比过去略低的增长阶段，但现在的增长速度离可持续的水平不远。
经济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未来中国经济不大可能重现过去10年平均增速10%左右的高增长阶段，而会进入一个趋势性放缓的阶段。在这个“换挡”过程中，要避免两种态度：一是不能盲目乐观，要看到一些经济发展基本面的变化，也要看到未来我们面临的是未曾遇到的问题，应有危机意识；二是不必过于消极，更不必恐慌，从长周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会降一挡，但如果能够加大结构改革的力度，增长的质量将能得到更大的改善空间，这对长期可持续的发展是有利的。
张晓晶：种种担忧情绪中有合理的成分，也有不合理的成分。产生不合理、不必要担忧的主要原因，还是没有正确地看待增长速度。这主要体现为两种：一是觉得经济增速越快越好。其实，过度追求增长速度也会带来负面问题，如为追求速度而盲目扩大投资，扩大居民消费的空间势必被挤压，从而影响结构调整和民生改善；二是一看到经济增速放缓，就与失业增加、生活水平下降联系在一起，但事实上，增速放缓不等于低就业、低福利。从各国发展经验看，经济增速下降与就业增长可以并存，前提是经济结构趋于合理。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递增，百分之七点几的增速不算慢。
目前，对于中国增长会减速已基本形成共识，但何时减速及减到多少，还存在争议。我们的看法是：经济增长下一个台阶符合长周期增长的规律，这并非“硬着陆”，更不会导致危机的爆发。我们要尊重经济规律，必须摆脱两位数增长的幻想和高增长依赖症。
下半年GDP增长有望企稳并温和回升
记者：近期，“唱空”中国经济的声音很多，如中国经济硬着陆论、危机论等。我国三季度经济数据会不会更低？未来经济增长趋势如何？
彭文生：从2010年第四季度以来，GDP季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9.8%、9.7%、9.5%、9.1%、8.9%、8.1%、7.6%，连续递减趋势较为明显，这主要是由于外需不振和投资放缓拖累所致。从长周期看，增速放缓主要说明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正逐步处于放缓的开始阶段。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全球化红利已经逐渐释放。“入世”后我国贸易开放度（外贸总额/GDP）大幅上升。但受金融危机冲击，过去几年贸易开放度回落到50%左右。生产效率的上升需要更多地依赖良好的内部竞争环境，结构改革的急迫性增加。
二是人口红利减弱，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关的生产效率提高的空间受到限制。
三是房地产泡沫对实体经济的挤压。近几年，地价、房价过快上涨，推高了地租价格，挤压了消费，对房地产的过大投资性需求降低了资源的配置效率，减少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加剧了财富分配的不合理。这些因素对实体经济的挤压效应随着房价的上升而逐渐累积。
对于经济增速放缓，我们不必过于担忧，但也不是说视问题不见。现在的问题是增速放缓有点快了，要控制住这个势头，否则可能会出现失业问题。当前政策已经加大了逆周期操作的力度，如两次降息等。我预测今年三季度GDP增长有望企稳，和二季度持平，四季度很可能会有所提升，全年增长有望达到7.8%。2013年，随着政策的累积影响和内在的周期性动能，经济增速将可能温和回升至8%以上。
张晓晶：潜在经济增长率，是指在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内，即在既定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在实现充分就业和不引发加速通胀的情况下，一国所能达到的可持续的最高经济增长率。所以，潜在增长率下降并不必然导致失业，只有经济偏离并严重低于潜在增长率才会导致失业。
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期间，一些粗放型的做法、一些结构性问题没有显现出来，当增速放缓后可能会凸显。所以，经济发展方式和现有的经济结构能否随着增长环境的变化而适时调整，将成为关键性因素。如果能够真正推进改革创新，注重人力资本积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中国经济将会释放出巨大的增长潜能，创造出第四个10年甚至更长一段时间的较为强劲的增长。
必须避免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
记者：国外有人提出，中国政策库里的东西已使用完毕，经济长期疲软难以避免。面对增速放缓，我们政策库里还有“弹药”吗？
彭文生：经济增长有需求（消费、投资、出口）和供给（生产能力）两个方面。市场经济环境下，管理总需求主要是依靠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空间。
从财政政策看，结构性减税空间较大。2011年财政收入突破10万亿元。按照财政赤字保持9000亿元规模、财政收入增长放缓但不会大幅下降的情形计算，未来有进一步结构性减税的空间。税制将体现“有减有增”的差别化结构性调整。减税的重点可体现在增值税、营业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领域。
从货币政策角度看，过去几个月的一个正面发展是通胀下行的态势基本确立，为支持增长的政策操作提供了空间。当然，必须避免宽松货币政策刺激房地产行业。现在房地产投资需求还很强，价格上涨的预期还很强，这时如果放松房地产调控措施，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需要提醒的是，刺激政策不能改变经济的长期趋势，经济长期趋势主要取决于经济的供给面而并非刺激政策。宏观调控的目的是熨平经济波动，换句话说，经济过热了，降点温；经济过冷了，添把火，让经济波动更小。但是，总需求管理政策不能改变经济的长期走势，盲目扩大反而会积累新的矛盾。
从传统的改革红利转向新的改革红利
记者：未来，要避免过去为高增长所掩盖的一些结构性弊端显现，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该怎样做？
彭文生：回顾过去30年间，我国经济增长轨迹中有三个增长高峰：
一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核心的农村改革开始。二是上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三是21世纪初的中国“入世”。这三个快速增长期说明，改革是推动经济增长趋势上行的主要动力。未来，中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仍然需要更多地依靠体制改革。具体来讲，主要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降低行业垄断，增加市场竞争。二是税收制度调整。应降低流转税比重，增加直接税，尤其是财产所得税。三是金融改革。四是进一步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加强社会保障建设等。我们的测算是，如果真的较好地推进改革，经济增速在未来10年间能保持在7.5%左右。
张晓晶：核心是要真正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重点是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变：
一是从人口红利转向人力资本红利。自2000年开始，中国开始出现净人力资本红利，直至2030年，人力资本红利将不断提高。未来如果着重从提高教育质量入手而不是简单地从完成教育年限入手，我国人力资本增长还将有更大潜力。
二是从传统的全球化红利转向新的全球化红利，即通过参与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规则的制定从全球化中受益。这主要体现在金融监管、货币体系改革等规则层面上的中国与国际的互动。
三是从传统改革红利转向新的改革红利。既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又要推进政府改革。市场化改革，主要是要素的市场化推进。政府改革则是要做到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政府要承担属于自己的责任，比如，增加社会领域的投资、人力资本的投资，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在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方面发挥基础性作用，等等。有所不为是指，政府要减少对微观经济活动的干预，特别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减少审批，提高经济效率。
如果较好地实现三个转变，未来5—10年经济增长有望保持在8%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