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轮经济放缓可能是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速回落与短期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但如潜在增速出现长周期回落，必须依赖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因此，在关注短期增长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合理调配长期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
　　面对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通过政策的适度逆周期调节来对冲不利的外部冲击，应能扭转当前经济持续下行的趋势。我们判断，在政府也已提高了对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容忍度的情形下，政策的主基调仍将是“稳中求进”，预调微调力度会有所加大，但不会过于激进。预计三季度经济增速有望渐渐回升，下半年我国内外需求将有所企稳，外部环境进一步恶化可能性不大，出口增速稳中有升将有助于缓解对经济快速下滑的担忧。为此，今年下半年和明年要特别注意防范由于稳增长政策和政府换届两个原因叠加而可能再次催生的投资过热现象。
　　虽然随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入，未来投资的拉动作用会逐渐被消费所超越。但在短期内，拉动投资仍是扭转经济下滑趋势最有效的政策。所以，稳增长的政策主要还是依赖投资。1月至6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20.4%，增速较1至5月提高0.3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新开工项目和到位资金数据均略有好转。1至6月，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同比增长23.2%，提高1.2个百分点。新开工项目和到位资金情况好转预示下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趋稳回升。
　　无疑，下半年投资增速回升关键是基础设施投资的拉动。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主要由基础设施、房地产、制造业和其他四部分构成，去年以来这四部分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分别为22%、21%、34%和23%。其中，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主体主要是政府，其增速主要取决于政策，具有逆周期特征；其余三部分投资的主体是企业，更多受到市场环境和经济运行周期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
　　虽然近期市场交易的恢复会刺激一部分房地产投资，但年内政府全面放松房地产调控的可能性不大，楼市全面反弹的可能性较小。当然，保障房建设可能对全年房地产投资形成一定支撑。因此，年内房地产投资增速相比去年将有较大幅度回落，预计全年增速将从去年的27.8%回落至15%左右。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基础设施投资超过房地产投资。预计在政策推动下，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将有望保持在21%左右。
　　目前国内的消费，主要受汽车和房地产两个市场景气程度的影响。上半年消费增速不及预期，关键是这两个市场不景气。继上海、北京、贵阳之后，近期广州成了为治理交通拥堵而推出汽车限购政策的第四个城市，如果更多城市跟随，会对刚刚有所起色的汽车销售产生较大影响。另外，近期房地产交易量回升，对于促进家具、家电、建筑及装潢材料类商品的消费会有较大作用。当然，下半年支持消费的利好因素仍是政策，近期政府已推出多项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的消费措施。同时预计年内收入分配改革制度也会出台，加之下半年物价涨幅将回落，这对于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是利好。综合以上因素，我们预计全年消费增速维持在14%左右。
　　当前欧洲仍在债务危机的边缘徘徊，全球经济复苏虽然疲弱，但短期内大规模、雪崩式危机发生的概率较低，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也相对有限。5、6月我国对美、日、欧盟、东盟四大贸易伙伴的出口增速均加快。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刺激了中国的大宗商品进口。经历年初的低增长之后，目前外贸增速正在触底回升。如果欧洲经济不再进一步恶化，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速将随着美日经济的复苏而企稳并小幅回升。但进口状况可能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超预期的影响，增速不及此前预期，全年进口增速或将维持在10%左右。据此推算，全年顺差规模可能与去年基本持平，这意味着下半年顺差规模将比上半年有所回升。由于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周期可能较长，未来出口进一步增长的空间有限，而新兴市场国家未来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对较大，且目前在我国出口市场中的份额占比较低，因而未来我国出口市场的拓展可能主要将依赖新兴市场国家。
　　根据我们的模型模拟值，三、四季度的GDP环比分别为2.09%和2.34%，尽管较一、二季度有所上升，但与历史年份相比，均处于较低水平。我们认为，不排除稳增长的政策因素发挥较大作用，将三、四季度GDP环比抬高至危机后三年的平均水平2.5%和2.4%。由此调整后的GDP环比推算，三、四季度GDP同比分别为8%和8.3%，因此全年GDP实际增速仍可能保持在8%左右。
　　本轮经济放缓可能是经济中长期潜在增速回落与短期冲击综合影响的结果。虽然短周期的经济放缓可通过政策逆向调节暂时性扭转，但如果经济潜在增速出现长周期回落的话，光靠政策调节是无法扭转的，必须依赖更深层次的改革来实现经济增长动力的切换。预计近两年可能是我国经济潜在增速周期性趋缓的转折年。因此，在关注短期增长的同时还应高度重视如何逐步改善经济增长质量的问题、合理调配长期与短期增长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经济并未完全摆脱原来的“一收就冷，一放就热”的结构性问题，而今明两年又正好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换届之年，以往经验表明，在地方政府换届之后的第一年，投资都会出现快速上升，再加上当前稳增长政策的双重作用，遂使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再次出现投资过热风险的可能性大幅上升。这不但可能导致中国经济结构的再一次恶化，也有损于长期中国经济增长质量的提高，对此，中央政府应有所警惕，提前防范。
　　我国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希望，寄托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上。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体现在效率改善与技术进步两方面。进一步推进政府效率提升与经济市场化改革是效率改善的基础，技术进步的方向则是精准把握市场、加大创新力度、提供与居民消费需求升级相匹配的商品和服务的供给。总体而言，民间资本在创新和效率两方面都要强于政府及国有资本。因而，逐步放开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激发民间投资的活力以及深化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才是重启中国经济新增长周期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