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以来，央行连续两次调降存贷款利率，释放出货币政策宽松信号。更引人瞩目的是，在6月8日的调息中，央行意外打开了存款利率上浮区间，允许银行存款利率上浮到基准利率的1.1倍。在许多人看来，此举正式启动了存款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对中国金融市场以及银行运行可能产生重要影响。该政策出台之后，各家银行大多迅速做出反应，也引起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总体来说，有关利率市场化的讨论由来已多，虽然目前存款上浮的区间已经打开，但未来进展情况，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当然，允许存款利率上浮，还是为银行之间的定价竞争提供了有限空间。在这样一个环境中，银行会以怎样的基准来定价？行业定价是纯粹的无序竞争，还是按照某种规则进行有序调整？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从更微观的角度，去考察利率市场化背后真实的运行机制。
　　在不同国家，由于法律和市场环境不同，利率市场化的运行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在美国，其金融体系中除了联邦基金利率外，华尔街日报定期公布的“优惠贷款利率”（WSJ Prime Rate）也是美国利率体系中的重要利率，被广泛应用于各种贷款产品，如抵押再融资、学生贷款、汽车信贷和信用卡业务等。“优惠贷款利率”是美国大商业银行对资信好且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大客户提供的贷款利率，对其他客户的利率则以此为定价基准，视风险大小不同在“优惠贷款利率”之上加上不同风险升水。与Libor利率的波动性相比，“优惠贷款利率”报价水平比较稳定。
　　“优惠贷款利率”参考了美国资产总额排名前30位的商业银行报出的优惠贷款利率，如果这30家银行中有23家（75%）改变优惠贷款利率，那么华尔街日报也会相应更改其发布的优惠贷款利率。从市场运行情况来看，优惠贷款利率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保持较强的联动关系。近年经验数据表明，“WSJ优惠贷款利率”大体等于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加300个基点。
　　在日本，尽管已经实现利率市场化，其货币管理当局仍会对涉及公众的存、贷款利率施加一定的限制。比如，在存款利率决定中，3年期小额市场利率联动型定期存款（MMC）利率的确定是以长期国债和名义利率为基准，其余的以可转让存单（CD）的加权平均利率为基准，并还有档次规定。货币管理当局明确规定，各金融机构在既定的品种上必须按统一的“市场利率”支付利息。从某种意义上讲，日本的利率是“弱干预”限制下的市场化，并不能算是“完全”的市场利率。但考虑到货币管理当局干预的利率品种，其制定基础仍然是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利率（如短期优惠贷款及存款利率均是在银行平均融资利率的基础上决定的），是对市场利率的认可和一致行动。
　　在香港、台湾等地区，银行的定价则带有一定的“协调定价”的特征。在银行公会的协调和指导下，大型银行在存、贷款定价中发挥着“做市商”作用，其他中小银行则跟随调整。当然，大银行的定价原则和美国相似，多数时候都以“优惠贷款利率”为基础，按不同客户的风险状况进行调整。
　　从各国的实践，我们大概有这样几个感受：首先，利率市场化并非只有一种运行模式，各国环境不同，具体的运行机制存在很大差异；其次，在所有实现了利率市场化的国家中，银行定价都呈现出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并非频繁剧烈地变动；第三，银行之间的定价差异也遵循着某种原则，并非完全的恶性竞争，而是体现出了一定的趋同性。这些特征更为微观和具体地反映出了利率市场化的实际运行状况。对银行存贷款利率来说，由于涉及公众利益且谈判成本很高，相对稳定和趋同的行业定价模式，尽管会削弱一些竞争，但本质上未损害客户利益，并且能够最大限度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这是兼顾了效率与稳定之后的现实选择。
　　对我国来说，要想稳定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仅在于逐步扩大利率浮动的区间，更重要的是要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培育起符合中国国情的银行利率定价制度。是采用美国无协调的“优惠贷款利率”制度，还是日本式的“弱干预”制度，或是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以大银行牵头的有协调的“优惠贷款利率”制度，还需作进一步探索。当然，以我国的银行体系结构及监管模式看，以五大国有银行为主导实施有协调的利率定价，或许是一种可行的选择，但也存在客观的障碍。比如，我国地区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统一协调的定价，是否能反映各地实际的资金供求状况？大银行承担“做市商”职责，是否会对其市场竞争力产生过大损害？在过去的一个月中，大银行在第一次调息时坚持了基准利率，但在第二次调息时将存款利率上调到了基准利率的1.08倍。这似乎已经反映出大银行承担市场稳定职责的代价或许相当高昂。总之，从目前来看，有关利率市场化运行机制的探索已然开始，但还远未成熟。在该机制得到明确和完善之前，不能期待利率市场化特别是存款利率市场化会有太快的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