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二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速为7.6%，比一季度增速下行0.5个百分点。长期以来，我国经济都保持8%以上的增长，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进展缓慢。尤其是2009-2010年间，由于投资过度扩张，导致产业结构逆向调节。因此，唯有经济增速下降，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有效调整。

　　经济增速下行是必然

　　当前经济增速下行是必然。目前，欧洲、美国等经济增长放缓，并进行产业结构的缓慢调整，尤其最近几年对我国出口需求的比重持续下降。尽管我国出口仍然具有极强的竞争力，但由于出口规模基数大，继续保持15%以上的增长可能性不大。过去10年里，我国过剩的产能通过加入世贸组织获得的市场机遇创造了巨大的出口市场，未来全球结构转型和低碳壁垒不会再次给予我国传统贸易品市场的高速增长机会。国内产能过剩和低碳转型将导致高碳、高能耗企业经历剧烈结构调整。
　　此外，投资占比过高将趋向下降。2008年，我国投资占GDP的比重为55.03%，2010年达到69.32%，2011年降低到65.96%，但今年上半年又提高到66.36%。四年期间，投资规模翻了一番，投资占国民经济比重提高了10个百分点。事实上，高投资将带来诸多后遗症，并不可持续。如果投资持续扩张，未来产能过剩将更加严重，经济调整幅度更大。当经济规律发生作用时，宏观政策将更加左右为难。
　　实际上，上半年经济增速下行已经促使产业结构出现调整。今年上半年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速为12.3%，比规模以上工业平均增速高出1.8个百分点。但这仍远远不够，只有当经济增速下降到7%左右，才会更有利于产业转型和结构调整。
　　当前，我国出口形势并不悲观，依然具有竞争力。今年1月和4月出口数据出现下降，导致市场担心出口形势恶化。而5月和6月的数据表明，今年实现10%出口增长目标应该没有问题。进口增速下降尤其是大宗商品进口增速下降有利于国内物价稳定，也有利于国际价格稳定。
　　此外，消费对稳定经济的作用正在加大。2008年以来，消费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基本稳定，2008年全国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GDP的比重为36.56%，2009-2011年基本稳定在39%左右，但今年上半年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占经济比重达到43%。相比投资，消费占GDP的比重不过增加较快。但这是否意味着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增加，仍有待观察。其实，只要物价下行、投资品和投机品价格下行或稳定，消费就会增加。因此，今年以来消费提升的动力与消费物价下行关系密切。因此，“稳增长”政策应该继续保持对“促消费”的支持力度，实现以消费增长推动经济上行。

　　宏观调控要把握好方向

　　首先，宏观调控不应过分看重经济增速指标。中国经济增速始终保持在7%以上，这在全球当前经济形势下已经很引人注目，不必过分关注“保8”。随着基数增大，经济潜力越来越弱，增长水平将趋向下降，这是经济规律。中国经济增速只要能适应劳动力增长和人口自然增长，就应是合理的。过分追求高增速，反被其所累，因而带来其他烦恼。
　　其次，可以考虑适度降低关税。进口增速下降，意味着国内结构调整的力度和进度都不够，因此应主动加大结构调整的政策支持力度，适度降低关税，在税收政策上对新能源、低碳产业给予支持。同时，辅之以适当的汇率升值以刺激进口，尤其是鼓励技术和设备进口，以支持产业结构调整。
　　第三，坚持稳健货币政策不动摇。今年5月份以来，由于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信贷增长幅度扩大，信贷增长超过经济增速和物价上行之和，得益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降，没有导致通胀上行。但是，信贷和投资的过度扩张，尤其是货币供应量的持续宽松，将导致财富更加集中，并有可能引发投机。因此，未来依然存在通胀压力，货币政策调控尚需保持谨慎。货币政策的重点不应频繁降低存款准备金率，而应多用利率政策。在降低贷款利率的同时，重点缩小1年期、2年期的存款和贷款利差。目前存贷利差在3%左右，利差太高，应降低到1.8%-2.5%之间。
　　第四，稳定投资要严格控制房地产投资。目前投资增速依然过高，产能过剩压力大，不应再过分刺激投资、鼓励投资，除公共项目投资外，其他投资应都由市场自身决定，对产能过剩行业，要严格控制信贷和投资。房地产应是投资控制的重点，对保障房、经济适用房的投资可以适当鼓励，而商品房、写字楼等投资，应坚持信贷规模控制和房地产调控政策不松动。
　　第五，多用财政政策，少用货币政策。长期以来，货币政策使用频繁，而财政政策使用有限。目前，要兼顾和多用财政政策，继续结构性减税和物流业税制改革，以降低税负。此外，可考虑在收入分配和房地产交易环节上进行税收调节，不能追求超过名义经济增速的税收收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