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最终是为了消费。消费不会单独产生，更不会单独持续存在，消费更多从生产中来。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生产是最为根本的。“供给自动产生需求”的萨伊定律，意味着供给管理永远更为重要。这也是亚当·斯密经济思想的核心。尽管受到后来过于强调需求的凯恩斯经济学的强烈冲击，但萨伊的正确性更为历史所证实。
  　在总结日本能成为富裕的发达国家的原因时，《何谓日本》的作者堺屋太一，把 “生产者的天堂，消费者的地狱”列为第一个因素 。尽管这不免有些夸张，但正是“日本制造”，将这个岛国送上了全球核心阶层。
  　上世纪90年代和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消费占到GDP70%的美国，可谓由消费需求引导的经济体，是名副其实的“消费者的天堂”。只是美国人似乎已忘记，在十九世纪末，正是凭借“生产者的天堂”，让他们的国家登上了全球头号强国的宝座。
  　而今，退出了“生产者的天堂”的美国生产者，纷纷将生产线移向海外，在全球配置供应链，这在促成了新一轮全球化浪潮的同时，也使美国逐步“去工业化”，尤其制造业空心化。当一轮房地产和金融“超级泡沫”在2007年下半年开始破裂时，美国朝野终于被“百年一遇”的破裂声震醒：过于依赖消费是不可持续的。当消费者赶走生产者独自占据天堂时，就离真正的“地狱”不远了。
　　毫无疑问，奥巴马政府认识到了，只有强大的生产才能产生可持续的消费，因而制定了美国再工业化的政策。但奥巴马力促制造业回归的雄心，却被现实政治的无奈所销蚀。政治和社会力量，逼迫奥巴马政府不仅延续了小布什政府刺激消费需求的政策，还加大了力度。四年过去了，美国仍在危机的泥潭中挣扎，也就毫不足怪了。
　　一旦成为消费型经济体，若想再扭转过来，可不是一般的难。问题在于消费型经济体比较脆弱，难以长久持续。这是全球主要经济体漫长的演变史给出的结论。这也验证了凯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只能是权宜之计。
  以此视角观察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增长实践，同样可以看到堺屋太一那句话的长长影子。如果不是广泛的工业化，特别是制造业的快速推进，过往那样的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不可想象的。如果说在此期间中国成了“生产者的天堂”，似乎并不为过。当然，中国消费者处境也的确很尴尬。物价特别是住房价格居高不下，假冒伪劣泛滥，食品安全隐患重重，社会保障缺失等等，都足以证明。因此，各界所强烈呼吁以“促进消费需求”为主导的经济结构调整或转型，已成中国政府的政策重点。这种调整涉及很多方面，尤其是公有和私有的所有制格局，以及分配机制，都有亟待改革之处。但这并不表明中国应成为消费主导型的经济体。生产，亦即供给管理，永远是第一位的，是公共政策的首要关注点。更何况，中国还远未达到上世纪末期日本那种“相当富裕”的程度。
　　中国没有任何理由不继续营造和保持“生产者的天堂”氛围。继续推进工业化，不断提升制造业质量，仍是我们面对的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决定了储蓄和投资的至关重要性。这并没有否定同时促进消费需求的必要性。工业化深化的本身，不仅会提升消费需求，还会促动生产性和非生产性服务业，进一步促进消费需求。
　　说到服务业，确实更能扩大就业和提高消费需求。但服务业的真正发展，却依赖于工业化的广泛深入推进。且不说，作为服务业根本的生产性服务业，直接取决于生产性部门的扩展及其需要，就是一般生活服务业，也是建立在生产及其衍生的贸易基础上的。
　　这几年，在中国沿海地区，由三四线城市政府主导，成片开发了庞大的房地产群。如果去这些人造城镇看看，即便在海滨最宜人的夏季，这些成片楼群也杳无人气。为什么？就因为这些地方并没有什么工业产业。而没有足够的产业承接，是不可能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城镇的。没有可供大量工作的机会，就不会有足够的人口聚集，又怎么谈得上生活服务业的繁荣？光靠打造旅游业，是不可能使一个地区大规模城市化的。
　　的确，人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们工作是为了生活不假，但绝大部分人首先得是生产者，才有支撑其消费的收入来源。所以，环视全球，人们的主要消费地区，或者主要的庞大生活聚集区，还是那些生产者和工作聚集的地区。在旅游观光地区打造生活区，至今鲜有成功先例。
　　论及“后工业化”时代，学者们至今仍各执一词，甚至“后工业化”概念本身就内涵多义。而对于人的生产性，是人类文明最主要标志，工业化则是这一标志迄今的最高显示这一点，却已无争议。生产支撑了消费，过于强调消费是对生产的削弱。离开了生产，人的消费主体地位也就丧失了。泡沫可以支持短暂的消费，最终却会损毁消费能力。
　　厘清这些历史事实和逻辑，笔者以为，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当前和今后的投资与消费、工业与服务业、供给与需求的关系，以及实施有效的结构优化政策，是很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