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下滑明显，温家宝总理近期提出“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从各级政府稳增长的手段看，扩大投资仍是政策首选。总结2009年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地方政府应摒弃“三驾马车”的思维，安排投资一定要充分考虑投资的生产属性，切实做好项目和厂址的选择。当前扩大投资的重点应放在投资结构和空间布局的优化上，着力提高投资效果。要加大民间投资、人力资本投资和民生投资力度，通过增量投资带动资产存量的调整。
5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把稳增长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要求推进“十二五”规划重大项目按期实施，启动一批事关全局、带动性强的重大项目，已确定的铁路、节能环保、农村和西部地区基础设施、教育卫生、信息化等领域的项目要加快前期工作进度。由此，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增长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笔者认为，此轮扩大投资与4万亿投资刺激计划完全不同，针对性强，不仅在于稳增长，更注重调结构，不仅在意短期的经济增幅，也在意长期结构的优化。
一、扩大投资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必要措施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一直保持高增长状态。中国经济的增长是多方面因素驱动的，但深入来看，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
尽管我国投资率已然很高，但由于有高储蓄率做保障，利用高储蓄有利条件扩大投资规模、优化投资结构、完善投资体制、提高投资效率，仍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在消费无法简单提升、储蓄难以大幅下降的客观条件面前，宏观经济必须通过投资与出口来平衡。2000年以来，我国主要依靠出口平衡，中国经济因此走上了出口依赖型的道路。这条道路把我国带入了外贸顺差过大、外汇储备过多、流动性过剩、国际贸易纠纷频发的不可持续状态。2008年以来的经济危机进一步警示这条道路的危险性。由此看来，中国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发展与平衡路径，这就是必须立足国内，扩大内需，通过扩大国内投资来平衡国内储蓄，并依靠投资的扩大提高就业水平和居民消费能力，最终实现国内投资与消费的双重提高，从而减轻储蓄上升压力，最终实现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分析显示，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显著。在分产业投资中，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由大到小的排序为：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 建筑业 ＞ 农、林、牧、渔业 ＞房地产业 ＞ 教育 ＞ 采矿业 ＞ 制造业 ＞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
批发和零售业。由此可以看出：
第一，与经济增长关联度较大的投资集中于具有垄断性质的行业。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垄断行业的投资额，而竞争性行业的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并不大，说明垄断性行业仍是经济增长的主力，而竞争性行业(
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
仍处于较为弱势的地位。
第二，制造业投资利用效率不高。制造业的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远高于其他行业，但制造业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却不是很大，说明中国制造业的投资效率仍有待提高。这种投资高增长、低效率的现象，表明中国的制造业仍然延续着粗放发展的模式。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其一，中国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的中期阶段，投资增长的空间较大，粗放型经济模式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大；其二，产能过剩，重复建设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三，企业与地方政府还是较为关注短期经济利益，而未从长远角度考虑经济发展的问题，导致过度追求具有短期效益的高污染、高耗能的投资项目，降低了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
第三，房地产业及建筑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处于较高水平，经济增长受房地产业影响较大。
第四，第三产业中大部分行业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偏低。说明第三产业的投资额还是处于不足的水平，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大。
目前，我国整体经济增速呈现放缓态势，经济下行压力加大。2012年5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4%，比上月回落2.9个百分点。经济增速的放缓可能带来财政、就业等方面的问题。通过适度的投资规模来稳定经济的运行非常必要。在可预见的未来，投资仍然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扩大投资的重点在于投资结构的优化
首先，中国经济表现出的问题，不仅是周期性的，更是结构性的。从理论上讲，现代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个结构问题。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的研究结果已经充分表明：19世纪至20世纪，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结构变动密切相关，现代经济增长已不仅仅是一个总量问题。如果不去分析和衡量生产结构中的变化，经济增长是难以理解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国经济在产业结构、需求结构、分配结构、融资结构、区域结构等诸多领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扭曲，总量调控的效果极易受到不合理结构的制约而打折扣。
以目前信贷形势看，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占比最大的制造业投资，由于整体生产能力过剩，且受到上年利润大幅滑坡的影响，企业投资上升动力不足，信贷需求显著减弱；对投资拉动作用明显的房地产及相关产业受调控政策和银行风险控制的影响，信贷资金难以进入。可以说，当前放贷难现象的出现，不仅存在信贷投放结构失衡的问题，也有信贷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表明经济问题不仅是出在总量上，即周期性的问题，更多是在结构层面上。
因此，如果我们拘泥于总量调控，那么必然会进一步强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从而付出更大的代价。同时，在国内分配结构、产业结构没有出现重大改变、居民收入支出预期尚不乐观的现实情况下，总量调控能否激活国内需求，也是颇值得商榷的。
总之，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问题，就是如何能够在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局势下，争取相对稳定的环境以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为经济结构的顺利调整赢得更多的时间。可以讲，保持稳定较快增长是短期的主要矛盾，赢得更多的调整时间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所以，面对当前的经济问题，必须采取两手抓，既要调控总量，更要注重结构的优化调整。
其次，投资结构不佳，投资效果系数低下。投资作为促进社会经济增长的“三大动力”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合理的投资结构，必然带来满意的投资效果。投资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合理，投资效益低下，“第一推动力”的作用就难以发挥，致使经济发展后劲不足。
因为不同的产业在其形成和正常运转的资金投放要求上有着显著差异，它们在绝对投入水平近似的情况下，为经济社会发展直接创造的价值或带来的直接收益水平不尽相同，因而对不同的产业部门进行投资，客观上会得到不同的经济效益指标值。投资结构上的差异对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进程可能产生的潜在带动效应可以有很大的不同，由此可能形成不同的投资综合效益。投资分配格局，还会从技术角度显著影响到投资效益水平。通过投资过程引入生产过程的技术性资源的状况，会极大程度地决定一个部门、行业或企业的劳动生产力水平与竞争力，直接关系到投资回流速度的快慢及增值的多少。投资分配比例的不同，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投资总量的适度状态，进而决定投资的经济社会效益水平。投资在各个产业之间分配的格局，还会对自然生态环境产生一系列影响，进而决定着投资的生态效益。可以说，投资结构极大程度上决定着一国或地区的投资效益水平，投资结构不合理是投资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
投资具有供给和需求双重属性。人们常说的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投资，主要是需求属性，即通过投资需求能带动各种投资品行业的生产。必须指出，投资最重要的属性是生产属性，即通过投资形成新的生产和服务能力，这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而在现实中，大量政府参与的投资项目往往更重视其需求属性，忽视其生产属性，或者打着生产属性的旗号追求需求属性的短期效果，这是造成大量无效投资和低效投资的主要原因。投资的生产属性能否高效地实现，需要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必须保证投资结构合理，即确保每个投资项目的产品、技术和空间布局都能适应市场竞争要求，才能获得满意的宏观投资效果。
投资结构合理主要包括两重含义，一是投资的空间布局合理，使资源的获取和产品的外运成本最低，生产的配套条件最好，使不同区域的居民能够享受相对公平的公共服务；二是投资的产业和产品结构合理，产品和技术都是相对先进、适用的，投资效益是有保障的。不过，目前判断投资结构合理与否的标准或依据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际中都比较模糊。笔者认为比较清晰的判别可以基于以下三方面：一是投资主体的投资职能是否是在充分考虑经济效益的情况下履行的，只要各类投资主体很好地履行了自己的投资职能，投资结构就是相对合理的；二是投资的综合效益，即投资效益不断提高，表明投资结构趋于合理；三是社会公平的实现，即城乡、区域、居民之间起点上的公平性不断提升，也是投资结构合理的体现。
目前，我国投资效率低的原因很多，主要有：一是在三次产业中，第三产业投资较之第一、第二产业所占比例仍然很低，这与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升级转型的大方向不匹配；二是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高速增长，一方面现有固定资产设备利用率不高，大量工业资本设备陈旧落后，且闲置率过高，说明投资的有效性不够；三是过分重视硬件设备投资，轻视教育和科研开发投资，使我国技术和人才跟不上产业升级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要求；四是过于重视投资的需求属性，轻视投资的生产属性，对投资的可行性研究流于形式，造成固定资产投资的空间、产业布局不合理，同时，由于过于重视投资的需求属性，为了保GDP增速，急功近利，加大了投资的盲目性，造成投资综合效益低下；五是投资主体的投资职能定位尚不清晰，政府性投资过多地参与到了经营性建设领域，垄断性行业改革的进展不大。
统计数据显示，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但投资效果系数特别是以不变价计算的投资效果系数一直呈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的投资效益十分低下且不断恶化。研究表明，我国在世界金融危机之后虽然扩大了投资的规模，提出了“四万亿”的投资计划，且得到了各地政府的积极响应，但事实上，金融危机以来绝大多数省份的投资效率都出现下降。同时，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虽然有所改善，但仍存在比较大的差距。
再次，投资结构调整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基础。首先应考虑投资结构的调整问题。假使企业要向着产业链高端和技术含量更高的领域调整，那么，它要做的是向新的技术设备和研发投资，但同时继续保持其以往尚有盈利空间的传统产业和业务，或者削减转移已经亏损或微利的部门业务。无论是往高端领域开拓，还是把成本高的产业往其他地区转移，这都要投资才能实现这类结构性目标。
产业结构形成和发展的基本前提是投资，社会资源在各产业部门之间的配置是通过投资来实现的。可以说，投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产业结构，产业结构是由投资结构塑造出来，并由投资结构决定的。投资结构的动态发展是实现产业结构演进的最基本动因和手段。投资结构对产业结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投资结构通过市场需求结构影响产业结构。投资结构是构成市场需求结构的重大要素之一，投资总量在不同产业、部门间的分布将直接改变已有的产业结构格局。一方面，投资总量会在总体上影响生产投资品的产业。投资总量增长加快时，对投资品的需求就多，从而拉动生产投资品的产业发展；反之，如果投资总量下降，生产投资品的产业就会萎缩。另一方面，产业投资结构还会影响生产投资品的产业构成。因为不同产业的投资，其投资品需求具有较大差异，对生产投资品的各产业的拉动作用也不同。
投资结构通过市场资源供给影响产业结构。一方面，产业投资结构通过形成固定资产决定各产业的产出能力。固定资产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会逐渐损耗直至最后丧失效用，因此必须通过产业投资形成新的固定资产来补偿、替换被消耗掉的固定资产，即实现固定资产的再生产，这样才能保证原有的产出能力或进一步扩大产出能力。现存的各产业的固定资产和产出能力是过去产业投资分配的结果，而现在和未来的投资结构又决定着未来各产业的产出能力。另一方面，在投资带来的生产能力形成后，它将在供给方面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这是因为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代表先进发展方向的产业能够获得其发展所需的生产要素，投资结构将通过影响劳动力资源、资本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供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产业结构调整的进程和方向。
投资结构优化是产业结构优化与升级的保证。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不仅体现为总量的增长，更为重要的是经济结构的合理化与高级化。促进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根本动力在于科技进步和高、精、尖产业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投资结构的优化是产业结构优化与迅速升级的重要保证。因为，投资结构变化是产业结构变化的先导，产业结构的变化与辐射效应又是投资结构在动态中升级优化的保证，由此形成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良性循环。
投资结构通过技术进步影响各产业间的关联。各产业之间的关联关系是由一定的技术水平决定的，技术进步带来的产品生产消耗的减少和效率的提高，会使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要素及中间产品的投入下降或产生替代，使产品成本降低，产品价格下降，进而对这些产品的需求就会上升，该产业竞争力增强；相反，技术水平较低的产业，其产品需求就会相对降低。长此以往，各产业间的关联关系就会发生改变。
过去30年内，我国是世界上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但是投资方向主要集中在生产、加工型领域，集中在增加产能上，巨大的产能投资必须要转型。在新形势下调整产业结构，不等于减少投资力度，而是要改变投资结构。
三、八方面扩大投资促进经济发展
投资能够对经济起到重要的拉动作用，但投资增长并不是经济运行的最终目标，如果只是为了拉动经济而投资，这种投资很可能对后续的经济发展造成拖累。扩大投资不仅仅是为了在短期内让经济增长保持在一定水平，更重要的是要有利于产业和经济转型，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第一，落实政策，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根据研究，如果从提高整个国家总量效用水平角度来看，由于不同投资形式对居民消费率的影响不同，因而投资结构变化对于这一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提高私人投资的比重对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促进意义最为明显。
近期，为配合国务院提出的落实扩大民间投资细则，多部委相继公布了促进民间投资增长的意见。这不仅是刺激民间需求企稳的需要，更是激活我国经济要素供给潜力，确保我国经济中长期持续平稳增长的需要。可以预期，这些有关民间投资的政策将比2005年类似政策发挥更大的作用，也更能刺激民间投资的增长。但关键在于真正落实，因为这会涉及到诸多既有垄断阶层与民间资本的复杂博弈，需要加大改革力度方可使政策落地。
第二，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受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些要素既包括自然资源和物质资本，也包括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其中，人力资本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基础。为此，要科学制定人力资本投资政策，加大人力资本投资的规模，尤其是针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投资，以满足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人才需要。调整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增加对农村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资，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的顺利转移。营造有利于吸引和聚集人才的良好环境，对人才进行有效激励，发挥人力资本的存量和流量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第三，加大民生投资力度。尽管教育、水利、环境等方面的民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小于第一产业及第二产业的影响，但民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人民生活水平及消费水平的提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因此，加大民生投资的力度，是扩大内需，保障经济社会和谐稳定，稳固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2000年以来，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均比较大。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应当增加公共财政用于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文化方面的支出，在总量投入加大的情况下，更要侧重向农村倾斜，侧重向老、少、边、穷、后发地区倾斜，侧重向困难地区倾斜，搞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保障人民生活，促进人民消费，拉动内需，并最终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
第四，兼顾投资增量与存量的结构优化。投资增量的结构优化是指对一些部门、产业增加投资，以增加投资比重来调整部门、产业投资结构，使投资增量的结构高级化。存量形态的投资结构优化，是指在不同地区、部门、产业、单位之间对投资存量进行重新组合，在投资规模不膨胀的基础上使企业的生产升级换代。要改变我国投资结构的不合理不仅要注意增量投资结构的优化，还要兼顾存量形态的投资结构优化，使资产逐渐向支柱产业、优势产业和优势企业转移。当然，投资结构的调整不能脱离产业结构的实际情况，要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为中心，以国内国际潜在市场为导向，以知识经济的推动为动力，形成既符合产业布局又有利于产业梯度推进的投资结构。
第五，从整体和长期效应考虑投资决策。投资结构调整的过程是涉及到各产业产出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增加投资比例对某一个产业或整体产业发展可能是正面作用也可能是负面作用。投资对一个产业的影响是长期的，即使短期内对产业具有负面作用，但从长期来看，投资的流动会逐渐改变产业的生产力水平和投入结构，导致生产直接消耗系数和投资直接消耗系数发生变化，产出效应就会发生变化。因此在制定投资决策时，不能因为调整投资比例导致该产业产出下降或全局产业产出下降就否定投资调整的效果，也不能因为增加某产业投资比例对该产业产出有较大的促进作用就肯定调整的效果。既需要从全局角度深度分析投资比例的增加或减少对各个产业产出的作用，对其他产业产出的影响，以及对整个产业产出发展的冲击，也需要从长期角度出发深入分析投资比例的调整对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经济结构调整以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作用。
第六，加快制度建设步伐。实证研究表明，投资和基础设施存量的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有显著推动作用。但不同制度条件影响投资效率，高投资率不一定带来高增长率。比如拉美、南亚、非洲很多国家进行了大量的基础设施投资，但制度因素决定了这些投资的效果不理想。目前，我国投资结构不尽合理，投资效率非常低下。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改变目前我国主要依靠政府投资、行政审批效率低下且环节过多等问题，完善投资体制，重视制度建设。
第七，明确地方政府经济职能，规范地方投资行为。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仍处于较低水平，地方政府作为重要投资主体的作用在很长时间内仍将存在。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决定我国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的关键因素，因此，妥善处理好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第一，应重新确定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实现以投资性支出向公共服务性支出的转变。第二，强化地方政府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性，强化其投资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指导作用，让投资尽量退出竞争性的生产领域，着力扶植新兴产业的发展，促进各产业的协调与优化。第三，转变地方政府投资的方向，加大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如道路、水利以及电网的建设，在稳定农产品供给的同时通过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拉动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
第八，装备制造业投资中加大对生产流程中机械化、自动化的投资力度。目前，中国制造企业整体竞争力不强。在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多依赖进口。因此，中国制造业投资应该在国际分工的产品设计和品牌经营这两个环节寻求突破，掌握这两个环节的隐含性知识和技能，实现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飞跃；提升制造企业对本土市场的有效控制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