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债危机爆发两年多后，为刺激经济增长，欧洲开始大幅放宽货币政策，欧洲央行7月5日宣布，将金融机构基准利率下降25基点，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00%。受此影响，欧盟成员国丹麦央行表示，将丹麦基准存款利率由0.05%下调至负0.2%。全球银行业存款“负利率”的时代篇章被欧洲人打开。日前，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在欧洲议会上表示，“降息通道已经敞开，利率还有下调空间，欧洲央行完全有可能根据经济数据变化采取进一步行动。”看来，欧洲央行已下决心将货币政策调控通道走向极致。
“负利率政策”不等于“负利率时期”
此次欧洲金融机构执行存款“负利率政策”，属开天辟地，与我国曾经出现过的“负利率时期”有本质不同。“负利率时期”是指在某个时期内，央行设定的金融机构存款利率低于同期通胀率，存款利率与通胀率相抵后，实际存款收益为负。“负利率时期”持续越长，造成的消费和投资错配现象就越严重，最终结果将导致资本市场风险聚集，甚至引发金融危机。
我国曾不止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本世纪比较典型的是在2007年期间。当时，核心消费者物价指数一直处于6％左右的高位,而央行基准存款利率当年最低时仅为2.79%，最高升至4.14％。长达一年的实际负利率，导致大规模银行储蓄“搬家”，引发了股市和房地产市场等风险投资市场暴涨局面。在10个月左右的时间内，上证综合指数从2000多点一路飙升至6000点以上，房地产市场同比涨幅超过两位数，“实际负利率”成了高房价的重要推手。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危机，我国资本市场泡沫随之破裂，上证指数一年内由最高时的6124点暴跌到1664点，一些大中城市的房价出现了20％以上的下跌。
丹麦首开“存款负利率”先河
此次丹麦央行推出的存款负利率政策，是把金融机构存款利率直接设定为负值，开了全球银行业“付费存款”的先河。丹麦是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主要靠出口和旅游拉动国内经济发展，稳定的汇率是其经济发展的基础。一直以来，丹麦实行丹麦克朗与欧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丹麦央行设定的目标是，维持丹麦克朗兑欧元在7.46038上下以2.25%的较窄区间内浮动。丹麦的货币政策主要负责协调和稳定这一目标，以确保货币市场流通顺畅。在执行货币政策时，丹麦央行采用的主要手段，就是基准利率调整和市场干预。
长久以来，丹麦货币政策独立，国内经济稳定，在欧洲范围内，丹麦政府债券同德国债券一样，受到投资者的追捧。欧债危机爆发以来，尤其在欧元区可能崩溃的舆论造市后，为减少欧元瓦解带来的风险，机构投资者加快进行投资组合优化，纷纷抛售欧元资产买入丹麦、瑞士等国债券。另有投资者押注，欧债危机最终将导致丹麦克朗兑欧元的固定汇率区间被突破，在国际市场大肆买入克朗，致使克朗升值压力不断加大。此前，丹麦央行行长伯恩斯坦曾警告称，“如果克朗升值压力持续，那么负利率即将到来。”令市场未料到的是，仅几天后，“负利率时代”就横空出世，以此对抗国际资本的过量流入。
同时，为捍卫丹麦克朗与欧元汇率的限定水平，丹麦央行大举购入外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6月末，丹麦外汇储备总额达到创纪录的5116亿丹麦克朗，增幅大大超出预期。
丹麦央行推出的存款负利率政策，将对国际资本市场和丹麦国内货币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对丹麦国内民众和企业储蓄带来怎样的后期效应，以及在国际监管机构加大对银行业监管的情况下，怎样保证丹麦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不出现明显下降等诸多问题都有待时间检验，丹麦央行正在经受“负利率政策”这个未知领域的大考。
“零利率”或向“负利率”演变
欧洲央行数据显示，截至7月5日，欧洲银行业利用隔夜存款工具向欧洲央行存入的资金规模达到7906.56亿欧元，如此大的流动性积压在欧洲央行，直接影响了欧洲信贷市场正常运转。
目前欧洲央行通过三种利率调节金融市场借贷成本：基准利率决定央行的贷款成本，隔夜存款利率和隔夜贷款利率为银行间隔夜借贷利率提供了下限和上限。此次欧洲央行把央行隔夜存款利率下降为零，彻底阻断了各商业银行通过央行存款获得利润的来源，将迫使那些资金充裕的核心国银行向实体经济借贷，同时把富余资金拆借给那些只能依赖欧洲央行贷款支持的高负债国银行，降低他们对欧洲央行的依赖，缓解欧洲银行间市场压力。
此外，隔夜存款利率降为零后，可使那些原本并不缺少资金、但通过欧洲央行三年期无限量低息贷款（LTRO）得到流动性补充后，又把资金重新存回欧洲央行的银行提前还款，进而减少那些淤积在金融体系中又未能充分利用的流动性。
但是，以上两点可能只是政策制定者的美好初衷。目前的问题是，欧洲整体经济环境恶劣，恢复正常货币市场流通渠道仅靠“零利率政策”显然力度不够。尤其对处在债务危机漩涡中的欧元区高负债国来说，在国际评级机构多次下调信用评级后，许多商业银行的信用等级已降至垃圾级，核心国银行为防范风险，宁愿放弃利息收入也不希望向外借贷。若果真如此，欧洲央行有可能在今年剩余时间里把货币调整通道走向极致，像丹麦央行那样宣布“负利率政策”，迫使核心国银行在“付费存款”政策挤兑下权衡得失，最终向高负债国市场打开借贷的闸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