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已经成为历史，虽然核心财经数据尚未完全出笼，但从一些省份已经公布的财政数据看，今年地方财政收入增收压力较大。许多地方从过去20%至30%的两位数增长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在税收增长回落的同时，非税收入却接连出现30%至40%的高增长，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是多年所未见的。
　　去年以来，在全球经济一片凄风苦雨中，中国经济依然特立独行，甚至不乏亮色——较高的增长速度和较强的政府财力即为显著特点。去年13万亿元的财政总收入，如果对应13亿人口，人均贡献度为1万元，而目前全国年人均收入尚不到1.5万元。财政收入也是综合国力的体现，相比于在那些危机中苦苦挣扎，高赤字、揭不开锅、甚至政府要关门的欧美国家来说，过去十多年间，我们30%的超高的财政收入可圈可点。但是，财政收入和国民人均收入的比例如此接近，说明国家在国民收入分配体系中实现了超额分配，这种情况长期持续，显然不利于改善百姓收入水平，“十二五”收入倍增计划任重而道远。
　　在实体经济较为困难的今年，财政收入柔性下滑的背后，非税收入30%至40%的高增长对防止财政收入大滑坡起到了积极的延缓阻滞作用。政府通过合法程序获得除税收以外的收入，还通过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等形成相当可观的非税收入。在税收收入下滑甚至局部负增长时，非税收入增幅达到30%至40%，有的地方增幅甚至达到100%，这种结构性失衡的背后，不可避免地会助长乱收费行为的反弹，增加企业的民众负担等，值得各方警惕。最近广为媒体和公众诟病的做馒头也要行政许可的新闻就是典型。
　　中国的宏观总体税负水平毋庸置疑是偏高的。中国社科院的报告称，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达1/3，而美国、日本宏观税负分别为27.9%、28.3%。如果把握各种名目的非税收入加总，则远远超过1/3。我们在居民收入上尚没有成为高收入国家，但在税负痛苦指数上已跻身高收入国家水平。税负水平超过企业、民众的承受能力，成为经济转型和消费能力提升的最大掣肘因素之一。并且，较重的税率和名目繁多的非税并没有直接给民众以反哺和回报，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和繁琐复杂的多轨体制并行，造成相当多的非税收入成为部门巨大的资源，用来进行寻租和话语权的博弈。
　　从财政管理的透明度、绩效和综合管理水平看，中国各级财政的非税收入管理水平仍然低下，透明度不高，地方行政长官的主导作用强大，仍然是“小头”实行了预算管理，“大头”实行专户管理，特别是上缴财政专户的非税收入仍然是谁使用、谁管理，财政对这些资金的审批和管理流于形式，预算内外资金“两张皮”的问题未真正解决，“收支脱钩”难以真正落实。导致非税收入分配和使用秩序混乱。
　　有非税收入的主要是行政权力较大的强力部门，普遍存在使用管理不到位，使用不规范问题，滥支现象比较普遍，有的用来建办公楼、宿舍；有的用来发放职工的工资、津贴、补助，有的甚至乱发。光一个中等城市的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管理的市民“五险一金”的资金就可能有百亿之巨。
　　财政收入增幅放缓，而非税收入大幅攀升，这种背离呼唤政府部门应以更大力度加快自身转型和改革。重大改革政策应努力破解并逐步消除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大失衡的制度约束。当下，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倒逼税制改革的加快。去年以来，在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的同时，积极的财政政策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行。包括上调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对小微企业实施大范围减税等，多项减税措施大面积推开，数百项部门规费被强行取消。应该说，过去几年来，这些工作已颇有起色。但要扭转长期畸形的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仍需要下大功夫。当前，要迅速采取有效措施，先把不合理的财政收入结构扭转过来，非税收入过高的增幅和较大的占比是不正常、也是不可持续的。
　　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是政府基本的收入来源，收费只能作为辅助来源，然而现阶段非税收入高速增长，甚至要与税收相比肩，则暴露出税收和非税收结构的失衡。究其原因还是地方收入能力不足，又缺乏税收立法权，为了增加地方收入，要么利用行政权力新设多种收费项目，有的甚至提前征收所谓“过头税”。特别是在当前地方刚性民生支出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要用钱的地方多，税收下滑无疑加大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于是收费重又抬头。但越是税收乏力，越要警惕“乱收费”和“过头税”卷土重来；越是经济放缓，越要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改善企业发展环境，培育经济发展后劲。
　　财税收入应能正确反映经济发展状况，如果税收增长长期数倍于经济增长，这种背离不可持续，现在因为经济下行、企业效益等原因，税收增幅回落了，非税收入又快速拉起了，这很容易进一步扭曲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在转型发展的十字路口，适当地换挡减速，设定一个安全的半径，以平稳的速度，平衡的节奏和技巧，谨慎前行，速度会阶段性地放缓些，但追求的是有效率、有质量、更安全、更真实的增长。而如果持续开快车，在弯道换挡时依然追求“惯性超车”，以赶超式思维推进，急转变不好，矛盾会更凸显，阵痛会更强烈，风险会更大，非税收入增长过快过高的社会风险不可等闲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