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回落到2.2%，如果单纯看同比数据，这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但是，CPI连续3个月环比下跌以及6月份的-0.6%的跌幅，却透露出一些令人忧虑的信号，再结合最近几个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PMI）这一先行指标，可以断定中国经济的下滑程度已经比较严重。
　　虽然从4月份开始，决策层就将“稳增长”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上，同时也出台了降准、降息、新批项目等措施，但从目前看，这些措施的力度还不足以真正做到“稳增长”。根据非加速通货膨胀理论，通胀率保持不变时的增长率为经济的潜在增长率，粗略地看，目前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应该可以达到8.5%。因此，当前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将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尽快而平滑地推升到潜在增长水平附近，否则，持续的物价下跌形成一种螺旋式紧缩效果，治理起来就会非常麻烦。
　　最近两个多月来，政府政策与市场预期之间出现了很大的错位：一是政府没有推出期待中的一揽子刺激计划；二是市场期待通过放松房地产来“稳增长”的愿望落空。显然，政府正在汲取2008年底“4万亿计划”的教训，在出台刺激政策时变得谨慎多了。谨慎是必要的，但从目前的情况看，这种谨慎似乎有些过度了。
　　一个月前，本专栏曾总结过上一次刺激计划的三大失误。现在看来，政府似乎正在极力避免再犯这些错误。特别是，不再将刺激房地产作为一个政策工具，这无疑是极为正确的。然而这一次在刺激力度上却出现了矫枉过正的倾向，这或许与人们对凯恩斯主义刺激政策的批评有关。不过笔者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将上一轮刺激的不良后遗症归罪于所谓的“凯恩斯主义”是不恰当的，这种批评不仅从学理上不成立，而且无助于事情的解决。
　　4万亿刺激计划就其本质来说，并非是真正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主义政策的前提是流动性陷阱——货币再怎么放松人们也不投资，因而货币政策无效；凯恩斯主义的核心是财政政策——通过支大于收，由政府来创造需求。但验之于近几年的事实，却南辕北辙。我们看到的是宽松货币下的踊跃投资，甚至在某些领域的疯狂投机，我们还看到了通胀，这些都是流动性陷阱未曾出现的证据。再看赤字，政府的财政支出确实是大幅增长，但同时税收也在高增长，卖地收入更是在疯狂增长，结果是一个对全球经济产生重大影响的刺激计划，中央政府的赤字仍然低于3%，地方债务虽然增长到10万亿，但收入也通过卖地而大幅增长，并且这10万亿中，很大一部分是带有商业性质的负债。真正纯粹的、符合凯恩斯主义标准的财政扩张，不说完全没有，至少也是微乎其微。从两年18万亿信贷以及非常低的赤字率来看，所谓的4万亿刺激计划，就其本质来说，是一场中国特殊体制下的大水漫灌式的货币放松，称其为凯恩斯主义，实在具有讽刺的意味。将“4万亿计划”带来的种种复杂的后遗症，简单归罪于凯恩斯主义，也是非常荒谬的。
　　认清了这一基本事实后，那么今天我们也就没有必要视凯恩斯主义为禁忌为雷区。事实上，在必要的时候，凯恩斯主义的政策思路依然值得倚重，当然，我所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凯恩斯主义，它可以避免“4万亿计划”那种伪凯恩斯主义大水漫灌式的危害。事实上，为了避免经济和物价陷入螺旋式下滑，在货币政策不脱离常规路线（绝对不能再依赖那种非常规政策）的前提下，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小规模且正宗的凯恩斯刺激计划。
　　具体来说，我们需要适当加大政府赤字来创造需求。我的建议是面向消费者和企业直接减税。理论上，扩张性财政政策，既可以是增加支出，也可以减少收入，我们原来习惯于增支，因为增支有定向性，更能体现政府权力，也符合具体执行部门的利益。但是，增支除了容易产生腐败外，还有相当强的扭曲效应，这种扭曲效应体现对企业产能安排、消费者组合和收入分配的一系列影响。从定向性的政策（汽车、家电、节能照明等）执行这么长时间来看，就受到了相当多的批评。因此，直接减税更符合市场规则，从世界各国来看，政府实行刺激性财政政策的主要方法，就是直接向居民减税，让人们可支配收入增加，他们爱买什么买什么，既拉动总需求，又不会造成什么扭曲。
　　至于是侧重于向企业减税还是向消费者减税，我觉得应该多考虑一下后者。向企业减税刺激投资，有一个假定前提，就是企业投资不积极原因在于成本过高。事实上，企业投资不积极还有可能是需求缺乏，或本来就是产能过剩，如果更多地向消费者减税，由他们在市场上通过货币选票来决定哪些企业应该受到鼓励，这岂不是更好？这样，给消费者减的税最终会让企业受惠，同时还避免了受政府来决定鼓励谁、限制谁而产生的种种弊端。由于流转税是中国的税收主体，降低流转税率可以同时惠及企业和消费者。从历史发展来看，在凯恩斯时代，他本人主要建议通过兴办市政工程来带动经济，到了今天，各国执行凯恩斯主义的时候，基本就是减税，因为西方所得税占比大，主要是面向居民直接减税。
　　这样一个小型的刺激计划，规模可以初步确定为GDP总量的1%，灵活把握在3000至6000亿这样一个区间内，视经济恢复的力度和执行效果而定，如经济能较快恢复到潜在增长水平，就可以退出，如果有必要的话可以加大。如果这计划能被采纳，我们空谈了数年的消费主导型经济模式或许就真有机会建立起来。
　　至于债务承受能力，没有必要太多担心。当前中国国债余额约7万亿，10万亿地方债务中相当一部分是有现金流支撑的债务，纯粹意义上的债务只占较小比例，不考虑社保问题，中国窄口径公共债务比率不到25%，仍然存在相当大的扩张空间。目前有很多人在渲染中国的公共债务负担，例如，将政策性金融债，甚至铁道部债务都计算在内，这显然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