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近日发布的《中国金融稳定报告（2012）》，再度明确重申加速推进利率市场化。完善资源配置的市场机制，进一步深化利率市场化和汇率形成机制等重点领域改革，被货币当局明确为2012年需要做好的工作。6月7日，央行在调整存贷款基准利率的同时，扩大了贷款浮动范围，首次上调存款浮动区间，银行间存款竞争开始显性化，标志着向利率市场化推进迈出重要一步。上周四更开启不对称降息。而在推进利率市场化大潮下，各商业银行纷纷上浮存款利率，五大行一致上浮至1.08倍。中小商业银行存款利率再次领跑市场。不过，在银行收入格局的制约下，在债券市场尚有待完善，而公开市场操作成货币投放主渠道的情况下，笔者认为，我国利率市场化全面铺开的条件仍不具备，现在称利率市场化改革加速言之过早。
　　2010年和2011年中国银行业的非利息收入占比分别为17.5%和19.3%。利差收入仍是中国银行业收入的最大来源。利率非市场化造成的高利差格局，造就了银行经营的高收益局面，也带来银行规模扩张的动力。利率管制形成的稳定利差，促成了银行经营行为中 “扩大规模——资本不足——再融资”，这是融资和扩张循环怪圈的宏观环境根源。只要利差不变，银行扩张规模的冲动就不会消退。改善收入结构提高中间业务等非息差收入，就很难落实到位。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尤其2003年至2007年间，受益于稳定的利差，伴随中国经济总量快速扩张而来银行资产膨胀，银行利润快速增长。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10年，当中国经济增速不可避免放缓后，市场对银行收益增速下降立马表现出了明显的担忧，资本市场上银行估值因此持续低迷；即使银行估值已相对处于历史底部，但当6月初利率调整时开创了存款上浮先例后，银行股的价格再次下行。
　　金融是经济的核心，银行在我国金融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是我国非金融企业投融资活动的主体。银行稳则金融安，金融安则经济定。所以，利差变动对银行经营造成的冲击，是利率市场化改革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利率市场化我们倡导了至少20年，早在2000年，我国就放开了外汇存贷款的利率，当前虽然银行资本实力和经营能力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但经济周期低迷带来的资产不良率上升冲击影响到底有多大，仍有待检验。在银行抗击经济冲击的风险能力还很模糊时，利率市场化不太可能贸然推进。
　　在利率市场化下，债券市场通过形成利率曲线，向全社会释放了各种有关利率的信息，比如期限结构、风险溢价等，各种经济行为主体借此可以做出自身的相应调整行为。债券市场对利率信息的公开作用是其他金融市场不可替代，因而也成了利率市场化的基础。所以，利率市场化通常需要高度发达的债券市场作为载体。而我国债券市场还不够发达，债券融资在社会融资中的比重过低；规模过小、市场容量有限，交易便利性不足在我国的社会融资结构中，2011年是10年来债券融资比重最大的年份，也仅达到了10.6%，银行融资渠道（新增人民币贷款和新增银行承兑汇票）占比仍然高达66.3%。虽然我国债市总量和股市相当，但可流通规模有限，仅有略超过一半的债券可交易，可交易债券规模仅是股票流通市值的60%左右，不及股票总市值的一半。在债券交易市场上，债市不仅可流通规模大大低于股票市场，分布结构也基本集中在国债上，企业债券的交易规模仅为国债交易规模的5%。
　　还有，当前我国货币投放的主渠道是外汇占款。这是由强制结汇制、债券市场不发达造成的公开市场规模过小，世界经济分工格局造成的顺差积累和人民币升值预期等原因造成。这种独特的货币投放形式，造成了我国货币政策中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的常态化。由于不像欧美国家那样以公开市场操作为货币主投放渠道，我国货币当局难以以完全市场化的方式调控利率。
　　在货币一级市场（欧洲）、联邦基金市场（美国）上，欧美的央行与商业银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贷款等行为，不仅调控货币最上层体系的数量，而且还按政策意图调控利率。各国货币当局会按自身条件和习惯选择货币数量或利率，作为央行的直接调控目标。货币一级市场（联邦基金市场）上的利率会影响商业银行的行为，进而影响银行间市场和各层次货币市场利率，最后传递到整个金融领域和经济体系。
　　但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投放体系下，央行通过调整存准率的“冲销”行为，调整着货币投放的节奏，但对利率调整则无从谈起，还只能通过直接规定存贷款利率的方式调控利率。由于我国央行无法在货币一级市场上调控利率，也就无法引导最终经济行为在主体间市场形成的利率。在经济低迷时期，“信贷分配”现象强化是普遍现象，货币当局想降低全社会资金成本，仅通过货币数量调整是很难的。而要真正推进利率市场化，就必须改变以外汇占款为主的货币投放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