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上半年，受国内外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工业增速呈现降中趋稳的发展态势。笔者预计，二季度工业增速筑底趋势将基本确立，到三季度末和四季度我国工业发展有望好转。面对当前工业增长放缓和较多不利影响，今年下半年应综合运用货币、财税、产业等政策，通过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力促工业稳定增长，摸索一条稳增长与调结构协调推进的发展路径。
有利与不利因素并存
展望下半年的工业经济运行，既有新一轮扩内需政策启动、货币政策存在放松空间等有利因素，也不可忽视外需增长不容乐观、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更强的房地产和交通运输领域投资难以大幅增长等不利因素。
从有利因素看，第一，新一轮扩内需政策有利于稳定经济增长。在宏观经济下行风险加大的情况下，启动投资再次成为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2月底以来，我国重大建设项目审批速度明显加快，一些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项目的逐步推出将有效带动内需特别是投资增长。消费方面，除了日前促进节能家电等产品消费的政策措施，建材下乡试点范围也将扩大，这将直接刺激水泥等建材行业的消费
第二，消费价格指数的回落拓展了货币政策放松空间。6月初央行下调金融机构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这是央行时隔三年半来首次降息。预计下半年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将进一步回落至3%下方，将为货币政策放松提供更多空间。
第三，大宗商品价格走低有利于缓解工业企业成本压力。大宗商品价格的下降，一定程度上将减小输入型通胀压力。在此之前，各行业在需求不足和成本高企的双重挤压之下，企业利润出现明显下滑。此次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将减轻工业企业生产成本的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盈利被高成本吞噬的状况。
从不利因素看，首先，我国下半年出口形势仍不容乐观。欧债危机恶化势头并未减缓，欧元区仍是今年下半年全球经济的最大风险来源。此外，根据美联储6月发布的经济预测，今年美国经济增速将为1.9%至2.4%，低于其4月预测的2.4%至2.9%。欧元区经济增长乏力、美国经济复苏缓慢以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创出新高，将对今年工业制成品出口增速构成下行压力。
其次，从消费来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后劲不足制约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统计显示，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从2000年的60%多减少到2007年的50%，下降了10余个百分点。这几年，居民收入占比还在下降，相应的是企业收入和政府收入占比上升。从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来看，2005-2010年下降5个多百分点。如果居民部门可支配收入占比、劳动者报酬占比不能反转上升，消费占GDP的比重就难以上升，消费整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难以弥补投资、出口回落对经济增速影响的缺口。
再次，从基础设施的投资来看，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很难大幅提升。在地方融资平台、高速公路公司、铁道部负债率高企以及以大量信贷驱动的高速铁路、高速公路建设模式不可持续的情况下，对工业增长拉动作用更强的交通运输领域投资增速难以大幅回升，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速很难大幅提升。
下半年工业增长10.3%左右
从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与PPIRM（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的关系来看，目前工业企业生产仍然面临比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投资需求疲软、大宗商品价格回落的影响下，PPI已经持续两个月负增长，且下降幅度有所扩大。1-5月，PPI累计同比下降0.3%，较1-4月扩大了0.23个百分点的降幅。而上一次PPI出现负增长是在2009年金融危机时期。PPIRM1-5月同比增长0.1%，虽然仍为正增长，较1-4月回落了0.5个百分点，但增速已经趋近于零增长，且下降幅度比PPI更为明显。
PPI与PPIRM的关系呈以下特点：企业生产活跃的时候，PPI的增长低于PPIRM的增长，这在2010年和2011年两年间表现得十分明显；当生产偏冷的时候，PPIRM的下降幅度快于PPI，如2009年。这是由于生产活跃时期企业对原材料需求比较强劲，导致PPIRM快速上升，同时销售市场竞争比较激烈，因此企业愿意压低价格以求薄利多销。而今年年初以来PPI和PPIRM再次趋近，充分说明市场需求不足。
同时，从PMI指数中的产成品库存指数来看，工业企业还面临较大的去库存化压力。6月产成品库存指数为52.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是近7个月以来的新高，表明制造业企业产成品库存压力继续加大。
此外，一些行业的产能过剩矛盾比较严重，将制约工业投资的增长。2009年以来增加的投资到现在进入一个产能释放高峰，这些增加的投资对总量平衡的最终影响是增加了总供给，但受外需不振、内需趋缓的影响，缺乏最终的消费需求来消化这些供给。从信贷结构上看，今年以来非金融企业中长期贷款占比下降，一直徘徊于30%的低位。这既反映出基建类、房地产类的贷款收紧，也表明产能过剩的影响已对制造业的投资需求形成制约，引起实体经济信贷需求的下降。产能过剩问题不断凸显，将直接导致企业开工和产能利用不足。
目前，在“稳增长”的主基调下，政策放松力度加大，各种扩内需政策陆续展开，这将有助于投资增长，并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特别是重工业整体回升。从5月数据来看，虽然工业增加值增速只小幅回升了0.3个百分点，但已释放出积极信号，如果6月继续保持回升态势，二季度筑底的趋势将基本确立，但考虑到基数效应（去年6月增加值增速达到15.1%的高点），6月工业增速不会出现大幅回升。同时，由于新启动的投资项目从通过审批到项目开工有2-3个月的滞后期，因此要等到三季度末和四季度工业增长才会出现明显好转。
综合以上分析，结合我们构建的预测模型体系，预计下半年工业增长速度应在10.3%左右。
加快工业结构调整
我们认为，上半年经济减速主要是源于结构性因素而非周期性因素,也即目前的问题并不是投资需求不足，而是一些行业的供给不能创造有效的最终消费需求。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每年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巨大，固定资产投资需求仍然强劲，同时从人均资本存量来看，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很大，未来一段时间仍然有很大的投资空间，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也并不小；另一方面，目前经济增长放慢主要是因为竞争性行业成本持续上升，非国有和中小企业受到挤压，市场发展空间大的政策性垄断行业流动受阻，全要素生产率下降导致有效总供给下降。
从中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在宏观需求管理的同时注重供给管理，会更有利于稳增长与调结构之间的平衡。因为供给管理的关键是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在实现有效增长的同时，可以遏制投资需求过快扩张。因而从总供给方面推动结构改革是当务之急。
从短期来看，由于目前面临着新一轮的产能过剩、资产泡沫比较严重、重化工业去产能化压力大的情况，同时我国劳动力供给正逼近刘易斯拐点，就业压力已有所减缓，可以承受经济在一段较长时间内以中速运行，因此下半年我国通过再次注入大量信贷来启动大规模固定资产投资以刺激经济大幅回升，是既不可行也无必要的方案选择。事实证明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由于大量的投资并没有形成最终的消费需求，反而使工业的发展陷入“产能过剩—去产能化”的恶性循环。
为了稳定工业增长，当前我们一方面可以出台一些利民生、促消费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经济增速下行的“倒逼机制”作用，加快工业结构的调整进程。应综合运用货币、财税、产业等政策，通过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来力促工业稳定增长，摸索一条“稳增长”与“调结构”协调同步推进的发展路径。
从货币政策来看，可以适当调低基准利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以满足市场流动性需求，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此外，应稳定汇率、加大对外贸企业金融支持等政策来稳定出口。同时还可以通过维持合理社会融资规模，落实已经启动的基建、教育、卫生等领域的项目的资金供给，进一步优化信贷结构，更加注重满足实体经济的需求。
从财税政策来看，应警惕经济下行对中小企业冲击的滞后效应，及时出台一些财税政策来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推进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应以减轻企业税负为目标。优化以补贴带动国内市场消费的政策，积极引导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同时适时全面启动运用税收政策来促使房地产领域去投资化。可以通过调整出口退税率、优化出口信用保险制度来保持出口促进政策以稳定外需。
从产业政策来看，应放松投资管制，打破政策性垄断行业的高门槛，鼓励生产要素的跨行业流动，允许民间投资涉足更多行业。可以加大对改善民生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力度，如医疗教育基础设施、城市保障房、水利设施、农村公路等。应加大对钢铁、有色、水泥等这些产能过剩行业和落后产能的淘汰力度，可以进一步加大对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科技含量高、市场需求潜力大的产业和产品的支持力度。应在惠民生、调结构中稳投资、稳增长，以此来促进我国工业的转型升级。（作者系工信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