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联邦能源管制委员会批准了一项液化天然气出口的许可申请,这是数十年来美国本土大陆48个州首次允许出口天然气能源这一战略性资源,也意味着在二战后经过数十年的能源发展,美国正逐步从最初的能源自给和中期的大幅能源进口,转为当前的能源生产和输出。预计美国一方面将继续通过地缘政治对石油能源的国际供应施加影响,另一方面将通过扩大能源的生产及出口来加强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这种“能源回归”趋势与奥巴马政府的“再工业化”战略形成遥相呼应之势,其后续影响不容小觑。 原因之一是“能源回归”与“再工业化”有着相同的战略取向。减少能源进口、扩大能源生产、推动能源出口三大举措表明美国力图摆脱地缘政治影响,重新掌控能源供应主动权。而基于美国参与全球经济竞争体系的考虑,能源的回归在客观上是可以为美国的经济金融产业等各个层面发展提供便利和保障,并增强其整体经济的竞争力。在此意义上,“再工业化”的设想与此一脉相承。 原因之二,“能源回归”的进程有助于美国实现其“再工业化”的目标。 作为能源回归的重要体现,美国在二战后的数十年里一直非常重视对本土能源资源的发掘和开发,以及对各项能源技术的研发。这一努力为美国当前选择“安全和自主”能源发展战略提供了强力支撑。正是美国将对外能源依赖转为本土能源资源的开发利用,才使其不仅得以绕开对海外能源进口的依赖,而且还在当前国际能源价格不断高企的背景下大大提高了其本土能源供应的稳定性和经济性,并降低了美国社会的能源使用成本,包括降低了能源密集度较高的制造业的总体能源负担。 受本土能源生产过剩影响,美国趋向于对外输出能源,以缓冲能源过剩对其国内能源市场发展的不利影响,一旦美国通过能源出口进一步增强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控制,就不仅可以保障美国的用能安全和自主,更是可以帮助制造业提升能源竞争力,为再工业化赢得经济上的安全和主动性。 能源竞争力的获取会进而波及金融、经济、贸易和航运等领域的多个产业部门,提高美国国际经济地位,具体包括稳固美元国际地位,创造贸易盈余,减少美国经济的债务负担等,从而增强美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 能源回归战略下,美国能源利用将朝多元化、清洁化、低碳化等方向发展,短期内以天然气和能效技术发展为核心的能源发展,可帮助制造业控制其碳排放水平,从而提高制造业应对气候变化和参与全球碳减排市场的能力。 原因之三,“能源回归”助推下的“再工业化”对全球经济有积极影响。 从经济角度而言,美国的再工业化注重创新性和高端性,其发展或可成为全球经济的新引擎,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动力。从科技创新的制度背景、人力资本资源以及市场规模、成熟度及开放度等因素来看,当前全球范围内最有可能在科技创新以及高端制造业等领域取得突破并形成气候的仍数美国,若美国的“再工业化”战略成功实施,极可能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连锁效应,拉动各种后续需求,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其他主要经济体也可从中获利。 从环境能源角度而言,美国的“再工业化”进程将因“能源回归”战略而减少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缓解世界能源供求矛盾;作为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其“再工业化”无疑会进一步增加能源消费量,如继续依赖外部能源,抑或不提高其能源利用的效率,都会加剧世界能源的紧张局面,给全球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带来更大不确定性。反之,伴随“能源回归”的“再工业化”不仅可以避免对外能源的依赖,还因能效产业的发展而降低能源强度,减少对能源的绝对依赖。 除此之外,“再工业化”和“能源回归”将在一定程度上拉近主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在应对气候变化上的差距。一方面,能源回归和发展将因其减少对全球能源资源的依赖而为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另一方面,美国在能源回归的过程中会不可避免地给其本土带来某些环境问题,如增加碳排放等,可以预计,能源的回归和再工业化的战略可能会延缓美国实现其排放顶峰的年份,体现到国际气候谈判上,美国将倾向于通过渐进的方式来推进应对和适应气候变化的进程,这将与中、印等发展中大国的实际情况和谈判立场较为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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