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交委6月30日晚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将“系统改善城市交通及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同时发布了《关于广州市试行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的通告》。根据通告，广州市中小客车每年增量配额为12万辆，每月1万辆，暂定执行期为2012年7月1日至2013年6月30日。广州由此成为继上海、北京和贵阳之后，国内第四个对乘用车采取限制上牌措施的城市。
　　“限购令”一出，各方舆论哗然。根据中国上市公司舆情中心了解，2011年广州市乘用车上牌量约为23万至25万辆，如果按照限购令每年12万辆规模计算，意味着广州未来将有一半左右的自然增长私家车无法上牌。参照上海、北京和贵阳已经实施的做法，在“限购令”实施之后，广州的新车要想挂上“粤A”车牌，显然需要支付一笔额外成本。
　　如果支付相应成本，能够解决城市交通拥堵问题，笔者举双手赞成这一做法。但以上海为例，由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控制本地车牌发放的同时，却并不限制私家车大量在周边地区上牌。其结果显而易见，尽管从理论上讲汽车上牌成本增加能够限制新车增加速度，但是由于在周边城市上牌的用车成本远小于在上海市的拍卖车牌成本，大量换了外地“马甲”的上海车主依然在路上撒欢地跑。
　　假如是这样的“限购令”，那结果就只有一个——政府增加了车牌拍卖的预算外收入，但并没有真正限住不断增长的私家车流。以上海市为例，该市2011年新增机动车额度拍卖收入为46.9亿元，加上201０年结余的35.8亿元，两年内光卖车牌资金账户总额就达到82.7亿元。
　　这样一笔收入，在政府财源广进之时自然并不显眼，但在住房限购政策持续加码、地方土地出让金收入锐减的当下却越发显得可贵。中国不动产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上海经营性土地出让金仅为68.19亿元，同比去年一季度减少79.9%，环比去年四季度减少78.7%，财政钱袋子囊中羞涩的窘境可见一斑。
　　而环顾广州市的情况，土地出让收入的降幅似乎更大。相关数据显示，今年1月份广州市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90%之多。同时，2011年广州土地出让金总收入达到475亿元，同比增4%，其中市本级316.6亿元，同比增1.1%，尽管是全国一线城市中唯一实现土地出让收入只增不减的城市，但仍然比预期减少了近200亿元。
　　这样捉襟见肘的收入状况，再加上当下“稳增长”必须继续花钱的主基调，政府从哪里筹钱的问题显然成了头等大事。然而不巧的是，出于对上一轮地方债务急剧膨胀的担心，上周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法》修正案二审之时，正式拿掉了地方政府可以自行发债的权力。
　　怎么办？以笔者浅见，既然不让卖地、也不让发债，卖车牌总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