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发改委、央行等8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指导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就拓宽资本项下交易、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以及金融机构国际化作出了指导意见。
《通知》指出，适度加快金融市场开放。扩大在境内发行人民币债券的境外主体范围，研究允许符合条件的国际金融组织、境外货币当局和金融机构将持有的人民币投资到我国金融市场。
这是中央部委就中国对外金融政策，特别是资本账户开放政策重大表态。但目前，国内对资本账户开放仍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金融市场适度开放，并不等于资本项目自由化。
国内外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至少存在以下误区：
误区之一：“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经济发展”
笼统地说资本账户开放有利于资源配置效率，这一观点并不成立。真实的情况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对那些金融监管制度健全、金融市场成熟、拥有资本流向之主导权和资本定价权的国家有利，相反，对那些金融制度不健全、金融市场不成熟、缺乏全球资本定价权和全球资本流向主导权的国家和地区是不利的。如果一个国家处于产业转型期和调整期、处于经济结构相对脆弱的阶段、或处于大量经济社会矛盾需要化解的时期，那么，资本项目自由化将引诱发达国家各类投机资本的攻击、引发国内汇率、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从而导致国内产业能力遭遇破坏、国民财富遭遇洗劫。中国没有发生拉美金融危机、并有效避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正是得益于金融安全的最后防线：资本项目管制。因此，资本账户开放程度取决于中国本土产业资本的全球竞争能力、取决于国内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和监管水平、取决于政府是否真正掌控人民币的汇率定价权和货币发行自主权。不具备这些条件，资本账户开放必然产生难以预想的后果。在当下，所谓资本账户自由化利益说，不过是张“画饼”，更是迷魂药。
误区之二：“资本项目自由化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面对以资本项目自由化来迎合人民币国际化的要求，在人民币国际化的大旗之下积极推进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论调，需问：资本项目自由化与一国货币国际化究竟有多大关系？
日本、澳大利亚、巴西、泰国等许多推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国家，除了得到经济波动与世界同步的“好处”之外，并没有实现本国货币的国际化，国际原油市场的交易货币既不是日元，也不是泰铢，还是美元。试问：中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就可以用人民币购买中东石油、欧洲设备和日本地产了？显然还不可能。
主张资本项目自由化的观点认为，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后，中东、欧洲、亚洲国家更愿意接受人民币，有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原因是中国持有近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海外机构和个人所持有的人民币可以到中国自由地兑换成美元。
此中暗含这样一个逻辑：人民币国际化与资本账户开放(即人民币可自由兑换美元)挂钩、而资本账户开放又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可见，所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际上是与中国外汇储备挂钩。如果人民币国际化需要以外汇储备作为前提(当然还要人民币可以自由兑换外汇的资本项目开放与之配合)，那么，我们需要反问：美元的国际化是跟什么挂钩？是跟英镑还是跟黄金挂钩？今天美元持有者可以向美联储自由兑换黄金吗？实际上，国际化的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正是由于美元没有跟任何实物和外汇挂钩，才实现了美元的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如果美元与黄金挂钩，那么，美元国际化就是假象，实际上不是美元国际化，而是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国际化，世界货币仍然是黄金本位制。因此，美元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化是从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始的。美元与黄金脱钩，同时，美国主导着全世界各类大宗商品交易(特别是原油交易)对美元的需求，才使得美元代替黄金成为美元纸币本位制前提下的全球货币。
如果人民币国际化是基于人民币与美元的自由兑换、是基于3.2万亿外汇储备，那么，人民币国际化就是假象，本质上还是美元的国际化而非人民币的国际化。再说，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值超过600万亿美元，企图以基于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思路，当属国际笑话。
其实，货币互换不应该视同为人民币国际化。尽管人民币与其它国家货币进行货币互换有利于规避汇率波动、便利于双边贸易和投资，值得积极推进，但与人民币自由兑换无关、也与真正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无关。俄罗斯、韩国、巴西、伊朗都可以与中国以及其它国家互换货币，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卢布、韩元、巴西元和伊朗里亚尔的国际化呢？显然不是。
货币国际化必须具备现实基础和信用前提。目前，人民币国际化依然缺乏自主创新的产业基础、缺乏引导人民币走向世界的全球金融网络、缺乏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的全球军事力量。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不仅仅是一个货币使用本身的问题，而是一个经济、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简单地说，货币到哪里，利益就到哪里，产业竞争力和军事威慑力就应该辐射到哪里。那些拿着人民币国际化“画饼”来诱导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做法是值得警惕的。在国内产业领域搞“洋跃进”，损失的只是某些产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搞“洋跃进”，损失的将是整个外汇储备、乃至整个经济。
误区之三：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有利于实施“企业和个人走出去战略”
中国有三大类企业：外资主导型企业、民资主导型企业和国资主导型企业。外资企业不存在“走出去战略”问题，它们本身就是跨国资本，拥有强大的国际金融市场的支持。民营资本有“走出去”的想法，但普遍能力不足。中国民营企业总体上还处于数量多、规模相对较小、技术创新不足、缺少市场主导能力的阶段。山寨和杀价是民营企业主要的竞争手段。因改革所形成的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民营资本与因开放所来的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国际垄断资本，在中国本土展开了“非对称经济战”。其结局没有悬念：国内民营企业或被外资收购(如日化、食品、商业流通领域的诸多企业)；或到海外上市加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美元阵营，成为中国经济的买办力量(如新浪、百度、新东方等)；最后剩下的多是正在努力成为前者的民营企业，或者难免破产和逃债。中国民营企业生存状况尚难言乐观，更何来“走出去”的管理能力和经济实力？因此，把资本项目自由化跟民营企业“走出去”拉扯在一起，说资本账户开放可以促进民营企业“走出去”，实在牵强附会。
人民币自由兑换倒是有利于煤老板和地产商的资金以及其它灰色收入的资金“走出去”，并成为高盛、摩根、花旗、汇丰的私人理财客户，但是，这一点恰恰是需要防范和限制的。
对于第三类国有资本而言，资本项目管制不仅没有影响国有资本“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而且还有利于外汇储备的集中使用，有利于保障国有资本开拓国际市场的资金需要，同时，也有利于中投等主权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果中国企业需要集中资金优势与国际垄断资本展开实力对等的国际竞争，那么，外汇资金必须集中使用，资本项目必须管制。
资本项目自由化主张为何集中出现？究竟是哪些力量希望中国彻底开放资本项目？
资本的特性在于运动，国际资本的特性在于通过跨国运动制造不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实体经济波动、资本市场波动和汇率利率波动来完成全球财富向资本强势国家集中。其结果是瓜分资源、掠夺财富并形成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这正是南美洲、东南亚、中东对于美国和美元资本爱恨交加、恨大于爱的原因。资本没有慈悲，资本需要波动、动乱甚至战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名言是：当巴黎街头血流成河的时候，正是它们播种和收割的季节。
国际资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已经完成了在华产业布局和主要产业核心环节的控制。2001年之后，跨国资本的目标开始升级为谋求金融机构控制、货币定价权(即人民币汇率)控制和货币发行权控制。人民币的持续被迫升值，吸引着更多的热钱涌入中国，人民币基础货币被迫超量发行。在人民币超量发行并引发通货膨胀的压力的情况下，央行并没有向海外资本征税以阻止垃圾美元狂潮，而是选择提高存款准备金率的方式维持货币供应量的表面数量平衡，其结果是，国内实体企业的流动资金被剥夺，陷入流动性窒息的状态。从2008年初开始，民间资金年利率始终高居30%以上，海外资金只要把美元换成人民币然后在民间放高利贷就可以轻松获利。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的现实状况是：一方面，跨国资本在人民币单边升值、房地产泡沫、民间利率飙升以及资本市场套利中大幅增值；另一方面，本土企业出口乏力、产业竞争力下降、人民币购买力降低、资源和劳动力成本被动提高，人民币显现出严重高估的状况。
截至2011年12月底，外汇占款余额是25.36万亿人民币，而外汇储备是3.18万亿人民币，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是6.3009。如果按照6.3的汇率计算，那么，25.36万亿人民币的外汇占款应该对应4.025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实际外汇储备仅3.18万亿人民币)，二者相差8453.96万亿美元(相当于5.32万亿人民币的潜在亏损)。换句话说，只有人民币贬值到7.9748的水平，外汇储备和外汇占款余额才能平衡。显然，人民币存在贬值的内在需求。
当此中国经济增长、贸易状况、经济结构、贫富差距开始走向恶化之时，人民币贬值预期产生了，随之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呼声开始集中爆发。美国参众两院、政府及其控制的世界银行为什么如此一致地要求中国解除资本项目管制？
国际资本只有完成了二个阶段的运动，才能完成对财富的转移。国际资本以美元方式进入中国，换取了中国廉价的资源、廉价的股权和廉价的商品；相应地，中国形成了储蓄和外汇储备。这是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一阶段。然后，国际资本必须以某种方式进行一次反向运动，形成资本的回流，才能最终达到转移中国财富的目的。国际资本在中国形成的本金和利润需要自由地、快速地兑换成美元流到境外，这需要资本账户开放的配合。南美、东南亚等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金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是发生在国际资本运动的第二阶段，即国际资本回流阶段。
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必然冲击中国货币政策，导致外汇储备和人民币供应量的大起大落、进而导致人民币汇率、资金利率、商品价格、资产价格和股市期市的大幅度波动。中国经济一旦陷于极度不稳定之时，正是跨国资本洗劫中国储蓄和外汇储备之日。随之而来的是企业倒闭、税收骤降、赤字激增、通胀恶化。彼时，中国只有一条路可走：变卖最后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储蓄是经济体的血液，外汇储备是经济体的肌肉，而国有企业是经济体的骨架。当大量国企破产或遭变卖，中国经济基础即被国际资本的巧实力和软实力摧毁。正就是为什么世界银行要把国有企业私有化和资本项目开放放在同一个报告里。
世行的报告不乏闪光的建议和美好的祝愿，但是，绿叶和鲜花的堆积是为了掩盖花篮下面的毒刺。
摩根大通曾经宣称国际资本市场准备了10万亿美元伺机淹没中国。如果没有资本账户管制这一金融防线，不受黄金储备约束、拥有绝对优势的纸币美元将打垮弱势的人民币，淹没中国。
根据“三元悖论”理论，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和资本账户完全开放三大目标，只能取其二而舍其一。中国应该如何“取舍”？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必须确保经济自主独立。经济要自主独立，货币政策必须自主独立；没有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就没有中国经济的自主性和独立性。为此，在上述三大目标中，必须选择和保证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并将其放在第一位。
中国的产业体系已经严重依赖于出口贸易，经济增长和社会就业受制于出口状况。尽管中央强调调整经济结构，但是，经济结构调整需要时间，也需要资本投入。为了完成经济结构的平稳调整和产业体系的逐步升级，中国需要维持出口贸易的稳定。这就要求人民币汇率必须相对稳定，不可大起大落。因此，从中国现实的经济结构出发，必须选择并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稳定，并通过执行严格的资本项目管制来确保汇率稳定。
为了有效地取得货币政策独立和汇率稳定这二大目标，中国只能舍弃资本账户自由化，提高资本管制效力，才可控制国际资本流动对汇率稳定的冲击，才能避免国际资本对中国货币供应总量和供应结构的干扰，才能保证中国经济作为大国经济体所应有的独立自主与平稳发展。把规避管制的金融工具增多、资本管制效力下降作为“最终选择”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魔高一尺，应该道高一丈，而不该自毁长城。
（作者简介：江涌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余云辉为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顾问、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