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陷阱是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阶段的发展现象，主要是工业化没能顺利完成，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随着中等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根本性的调整和转变。由于受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人口红利减弱、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和世界经济复苏乏力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面临诸多挑战。当前我国应加快收入分配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促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协调发展，以便为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做好准备。其中，加快收入分配改革和提高劳动生产率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
按照世界银行的数据，我国2010年人均国民总收入达到4270美元，已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长期以来，我国在实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科技投入和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承载压力较大等问题，已严重威胁到我国的可持续发展。
我国面临中等收入陷阱诸多挑战
1．科技创新投入和能力不足
收入分配更多地向政府倾斜，加之企业税负较重，严重阻碍了企业的研发和创新能力，对产业结构调整形成制约。“十一五”规划提出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要从1.3%增加到2%，提高0.7个百分点，实际提高了0.45个百分点，为1.75%，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尚不理想。2011年，全年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8610亿元，比上年增长21.9%，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83%，仍未提高到占GDP2%的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投入不足，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竞争力较弱，美国再研发领域的投入占GDP比例2.7%，日本和韩国的投入比例更是高达GDP的3.3%和3.4%。
2011年，我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占全部专利申请和授权总量的比重仅为24.7%、11.0%；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有研究与试验发展活动的企业比重仅为8.5%，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内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仅为0.69%。科技创新能力弱制约了我国产业竞争力的提高。我国规模以上高技术产业总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仅为10%左右，部分重要产业领域的关键技术和产品还依赖进口。在出口技术和产品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自主品牌的比重不足10%。
根据国际经合组织数据，每1000名雇员中科研人员的比例，中国大幅落后，为1.5人，而日本每千名雇员中科研人员的比例为10.4人，美国为9.5人，俄罗斯是6.4人，土耳其为2.7人，在芬兰，这一数据更是高达16.6人。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使我国在日益激烈的国际经济科技竞争中处于不利位置。
2．人口红利效应减弱，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
我国正在经历着劳动力从供给充裕到出现短缺的转变，正在经历刘易斯拐点。针对近年来居民收入偏低、消费率持续下降和投资率走高的结构性失衡现状，为了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收入分配改革的“两个同步”。2011年，全国分别有24个省市自治区不同程度地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和出台了相应的工资增幅指导意见，最低工资平均增速约为22%，27个省市自治区发布了2011年工资指导线，增速均在14%以上。
自2004年开始，首先在珠三角地区出现“民工荒”现象，以后几年“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到2010年，不仅是东部地区，甚至中西部地区也开始出现招工难现象。据国家统计局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1年外出农民工月均收入达到2049元，比2010年增加359元，增幅达21.2%。
近几年来，我国的用工荒频繁出现，导致相关的制造业成本明显上升，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已处于刘易斯拐点边缘。由于生育持续保持较低水平和老龄化速度加快，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自2002年以来首次出现下降，2011年为74.4%，比上年下降0.10个百分点。尽管未来几年会有小幅波动，但对劳动力供给问题需要给予更多关注。
3．资源环境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制约
资源环境承载压力加大，以大量消耗资源、高排放、高污染为特征的传统发展方式越来越难以持续。过去30多年，我国经济的持续较快增长与资源和要素大规模高强度投入是分不开的。2010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59266亿美元，占全球
9.4%，而消耗的钢材占46%，煤炭占45%，水泥占48%。
近年来，我国对能源的需求和进口依存度越来越大。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2011年全年能源生产总量为31.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0%，能源消费总量34.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7.0%，煤炭消费量增长9.7%，原油消费量增长2.7%，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2.0%，电力消费量增长11.7%，能源缺口为3亿吨标准煤。2011年我国进口原油2.54亿吨，比上年增长45.3%，石油对外依存度达到56.5%。
近年我国油荒、电荒、气荒等现象频繁发生，资源承载能力减弱。2011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GDP)能耗下降2.01%，降幅比前一年收窄2个百分点，低于全年3.5%的调控目标1.49个百分点，“十二五”乃至后期，资源环境约束将不断加大。
4．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加大了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外部风险
欧美债务危机的不断深化与世界经济复苏之路崎岖颠簸，加大了新兴经济体和我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外部风险。欧洲目前正在走向衰退，市场担心正在发酵的欧债危机将通过冲击金融市场和贸易等途径危世界经济复苏。根据欧盟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欧元区GDP同比下降0.1%，环比与去年四季度持平。欧元区高负债国第一季度经济普遍下滑。西班牙、意大利和葡萄牙GDP环比分别下降0.3%、0.8%和0.1%。数据显示，西班牙、荷兰、葡萄牙、希腊、意大利等都已连续两个季度出现GDP环比下滑，表明这些国家已陷入技术性经济衰退。美国一季度GDP按年率计算增长1.9%，低于市场预期，日本一季度GDP环比增长1.0%，基本符合市场预期。
欧美经济全面恢复需要很长的时间，贸易保护主义将成为更多国家的选择，新兴经济体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高度依赖的外需将呈现长期萎缩的趋势。2012年1-5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5108.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7.7%，增速回落19.8个百分点。其中出口7744.04亿美元，增长8.7%；进口7364.86亿美元，增长6.7%。
在对主要贸易伙伴的出口中，我国对欧盟出口乏力，1-5月对欧盟出口总额为1331.05亿美元，下滑0.8%，比去年同期回落19个百分点；对美国和日本出口增速明显放缓，1-5月对美国和日本分别出口1344.7亿美元和614.4亿美元，分别增长14.4%和9.8%，比去年同期分别回落4.3和14.8个百分点。随着后期各国经济增速的放缓，贸易保护措施将不断增加，将成为我国保持经济持续增长、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严峻挑战。
5．政府职能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
传统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是全能政府，目前尚未实现根本性的转变。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相比，政府对经济的调节越位、市场监管缺位和公共服务不到位的问题突出。特别是一些地方政府直接干预经济活动，带来了消极影响，导致投资和经营决策与市场真实情况相差甚远，成本约束机制不健全，风险无人承担，持续地侵蚀和破坏市场机制，地方政府公司化的现象十分明显。这也导致各级或各地政府之间的竞争明显超过了合理的限度。
在公共服务领域，政府既包揽公共品的生产，又通过政府规制、行政审批、歧视性税收和财政补贴等非中性制度壁垒，保护国有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垂直一体化垄断，并由此衍生出公共部门规模过大、激励不足、效率低下以及公共品供给不足、质量不高乃至寻租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中等收入陷阱或将出现的相关征兆
1．收入分配明显失衡
一是初次分配中资本回报挤占劳动回报、城乡之间、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行业之间收入分配不协调。依据收入法计算，1990年至2010年，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由11.7％上升至12.9％，增加1.2个百分点，企业资本收益由34.9％增至42.1%，增加7.2个百分点；而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由53.4％下降至45％，降幅达8.4个百分点。
二是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854元，2011年升至21810元，而农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则由1999年的2210元升至2011年的6194元，城镇居民收入13年翻了2.73倍，而农村家庭人均收入仅翻了1.8倍。城乡收入差距更由1999年的3644元拉大至2011年的15616元。
三是政府收入、企业利润和居民收入增速严重不协调。企业利润增速最大，财政收入增速次之，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最小，且其与工业利润和财政收入的增速差距较大。“九五”至“十一五”期间工业企业利润增速分别为24.6%、26.4%和25.9%，财政收入增速分别为16.5%、18.8%和21.5%，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8.0%、10.8%和12.8%。2011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速、财政收入增速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25.4%、24.8%和14.1%。
四是行业间收入差距明显。200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工资水平最高的计算机应用服务业平均工资为30146元，最低工资水平的农业平均工资为4919元，前者是后者的6.13倍；至2011年，平均工资水平最高的行业变为金融业，
达到91364元，最低的是农林牧渔业，平均工资为20393元，最高工资行业平均工资是最低工资行业平均工资的4.48倍。
五是不同所有制之间收入分配差距明显。非私营企业职工平均工资明显高于私营企业。2011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42452元，全国城镇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24556元，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是私营企业职工的1.72倍。
2．国内消费和投资结构失衡
随着国民收入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率持续走低，最终消费中居民消费占GDP比重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下降。税收收入和企业收入的高速增长导致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提高，严重影响了需求结构的调整。
我国居民消费率和政府消费率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同等收入水平国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最终消费率呈下降态势，分别为60.2%、57.1%和49.1%，资本形成率呈上升态势，分别为36.6%，40%和44.5%，净出口率也保持上升态势，分别为3.1%，3.0%和6.4%。
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率也呈现相似的走势，“九五”至“十一五”期间，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持续下滑，分别为58.8%、41.6%和43.4%，资本形成总额对GDP的贡献率呈上升态势，分别为25.1%、50.9%和54.7%。2011年，最终消费率、资本形成率和净出口率分别为48.2%、49.2%和2.6%，自改革开放以来资本形成率首次超过最终消费率。由于出口受到一定的影响，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有所提高，但仍低于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11年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8%和53.3%。
这表明我国投资与消费不平衡问题依然很突出，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原因。“十二五”期间如何优化调整收入分配格局，成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保障。
3．产业结构调整失衡
从“十一五”22个核心指标的完成情况来看，约束性指标全部完成，有3个预期性指标没有实现，分别是：服务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就业比重和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产业结构调整未取得明显突破。
“十一五”规划预期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要从40.5%增加到到43.5%，提高3个百分点，以便完成从工业为主导的产业格局向工业与服务业并重的产业格局，实际提高了2.5个百分点，为43%；预计服务业就业比重要从31.3%增加到35.3%，提高4个百分点，实际提高了3.5个百分点，为34.8%。
2011年，我国服务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3.1%，比上年回落0.1个百分点，而中等收入国家、高收入国家服务业比重分别超过50%和70%。同时，我国大量制造业企业主要从事低端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制造业整体素质不高。
1．加速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
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实现民富国强、让老百姓普遍享受改革开放的成果是有效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途径。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他们在跨入高收入国家门槛之前，中产阶级群体已占人口的70%以上，而当前我国中产阶级占人口比重明显偏低，要将我国的中产阶级提升到70%以上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建设极富和极贫者极少、中等收入者占绝对多数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是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
为此，要运用法律、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等手段优化资源分配结构和收入分配机制，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要完善税收征收机制，调整征税体系，尤其是要完善所得税、遗产税和捐赠税；扩大转移支付，强化政府调节职能，进一步提高城乡居民最低收入标准，特别是要增加农民最低收入保障机制；规范国有垄断企业利润上缴机制和企业内部收入分配标准，建立健全各行业收入分配透明化和社会公示机制；加强对低收入群体的引导与保护，打破既得利益群体和精英阶层构筑的排斥性体制，积极完善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机制改革，给每个公民以平等的机会，在对低收入阶层的转移支付的方式上应该加大对低收入阶层的教育和培训的投入，使他们拥有平等的受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的机会，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展和向上流动的渠道和条件。
2．通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带动产业结构升级
在产业结构上要从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上升到以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为主，对外贸易要从加工贸易为主上升到一般贸易为主。
首先要加大对教育的财政投资力度，尽快实现教育投资占GDP比重4%的目标，努力缩小我国教育投资与国际水平的差距，教育投资要重点关注农村的基础教育和国家的基础科研工作，为突破约束经济发展的瓶颈和关键技术提供资金支持。
其次是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和国有大型企业要加大对产品研发的投入力度，设立相应的研究院所，以便加快企业技术创新步伐。
第三是国家要调整当前高等教育发展过快，中等教育发展偏慢的现状，适当压缩高等教育规模，加大中等教育的投入，对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减免学费，扩大中等教育的招生规模，更多的培育符合我国国情的高级技工，缓解企业对高级技工需求快速增长的状况。
3．促进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城镇化和工业化双引擎的协调发展是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要条件。工业化是推进城镇化的关键。通过推进工业化，能够有效提升城镇人口的就业和收入水平，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从而对城镇化产生强大的推动作用。反过来，城镇化的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城市公共设施和社会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从而为工业化提供重要的推动力量。
我国在迈进中等收入国家的过程中，应坚持统筹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协调发展，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经验看，进入工业化中后期的城镇化率一般都在70%以上，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是51.3%，积极推进城镇化进程是适应工业化发展和推进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基本要求。
要通过科技创新、产业政策、城乡统筹发展等措施积极推进新型工业化，进而在提供充分就业岗位和公共设施的基础上实现城镇化的健康发展，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进一步突出公共财政特征，重点推进完善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制度。一是改革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支持全面建立和完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健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深化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完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加快保障性住房制度建设。二是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完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扩大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加大城乡医疗救助支持力度，建立健全社区公共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三是保障优先发展教育。确保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幅度继续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落实和完善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制度，完善贫困家庭学生资助体系。
5．加快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
切实转变政府职能，强化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能，提高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水平。加快政企、政资、政事和政府与中介组织分开，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调整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和行政层级，提高政府效能。调整中央地方关系，按照管理复杂程度、受益范围激励相容等原则科学界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能，并通过税制和政府间转移支付制度保证这些职能有相应的财力支撑。
按照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开、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分开的要求，积极稳妥地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与此同时，改革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扩大购买服务，实现提供主体和提供方式多元化。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增强多层次供给能力，满足群众多样化需求。
世界银行于2006年首次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并于2007年首次明确指出东亚国家未来发展中要特别关注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世界银行对中等收入陷阱的定义为：使各国或地区赖以从低收入经济体成长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战略，对于它们向高收入经济体攀升是不能够重复使用的，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被原有的增长机制锁定，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的上限，进入经济增长阶段的停滞徘徊期，即一个国家长期停留在中等收入阶段而难以进入高收入社会的发展现象，往往是新兴市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转型失败的结果。
按照2010年世界银行对国家收入的划分标准：人均国民总收入低于1005美元为低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1006美元至397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在3976美元至12275美元之间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高于12275美元为高收入国家。
中等收入陷阱问题的主要内涵是工业化没能顺利完成。中等收入陷阱产生的根本性原因是经济社会体制机制与经济发展方式没能随着中等收入阶段的到来实现根本性调整和转变。2010年中国GDP为59266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二，人均国民总收入为427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标准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我国能否规避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覆辙，顺利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成为国内外共同关注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