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创新已成国内时下最为热门的词汇之一，然而究竟怎样的金融创新才有利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有太多问题值得重新思考。
　　金融创新的根源，通常在于通过引进新的金融要素或者将已有的金融要素重新组合，以开发新的金融功能，满足实体经济发展的内在需求，并提高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效率。就当下国外纷繁复杂的金融创新动力理论而言，大致可归纳为经济和金融需求、技术进步、控制风险、规避管制、制度变迁、追求利润等几个方面。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漫长的金融演进过程中，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及金融财富的交易和管理需求，曾经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动力，其余的因素则起辅助和补充作用。就其最早的创新来看，因为中世纪欧洲诸国的弱势政府无法有效获得资金，不得不求助于对外负债，进而催生了政府债券，奠定了现代金融市场的基础。
　　但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一个宽松而剧烈波动的全球金融大潮的来临，金融机构巨头在国际范围内的作用日益增大，追求利润逐渐成了金融创新的核心动力。正是在追求利润的激励下，金融“大鳄”与“小鱼”一起，视金融风险、技术与管制为财富，不断推出各类复杂的衍生金融产品创新，逐渐脱离了与实体经济的关联，甚至操纵和影响商品市场的均衡价格，进而运用金融交易来获取最大利润。在金融巨头的“贪婪”背后，实际上隐含了后工业社会人的欲望失控，这样的金融创新，逐渐凸显出“弊大于利”的特点，带来金融泡沫并酿成了危机。
　　在我国，直到20世纪之前，一直体现出中央集权的政治与财税体制特征，并未经历欧洲式的封建社会，中央政府具有极高的财政资金“汲取”和“分配”能力。即使短期的公共信用破产，也无法动摇这套财税体制，只是用朝代更替来实现信用升级。中央政府从来不太需要运用债券等金融手段来向民间筹资，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因此都发展不起来，这从根本上削弱了金融发展与创新的动力。
　　上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是民主、政治、经济金融等一系列矛盾积累的结果，其中压垮旧体制最重要的一根“稻草”，是四川保路运动，也就是政府把民营铁路收归国有并向列强借钱引发的矛盾。保路运动爆发的原因中有两个至今很值得探讨：究竟国有资本还是民营资本更有效率？在民间资本充足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本土金融机制而不是只利用外资？从金融角度，辛亥革命也可视作政府财税权利弱化后，由于缺乏金融手段和金融支持而导致的结局。辛亥革命还激发了现代金融要素和金融问题，如地方纸币和军用票导致的货币体系多元化、大量的债务和股权融资、民间资本参与的政府融资平台、基础设施收益权抵押贷款等等，另外，诸多革命者获得融资，也很有些现代风险投资的特点。
　　在此后的一个世纪中，激发国内金融创新的动力，无论怎样千变万化，都可以归因为两大基本要素：融资需求和政府推进。以我国出现的第一家银行机构——中国通商银行来看，创建的目的是为了满足铁路建设融资需要，创办者也是政府官员，属官商合办。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里，同样一方面贯穿着融资压力的作用，如国企改革、产业升级都需要银行和资本市场的支持，另一方面以政府主动引发的创新为主线，旨在满足经济改革需要和避免市场失灵。这种“稳健”型金融创新避免了更大的危机与泡沫，但在新形势下正面对着越来越多的问题。
　　比如，在服务实体经济的过程中，金融创新过于偏重于比较优势部门，如工业产业、基层设施、大企业等，而对小企业、民营企业、农村领域的创新支持明显不足。再比如，在创新演进中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即促进金融业不断壮大的改革，却逐渐走向了追逐利润型的创新。而金融创新最终是为了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企业发展和居民福利的需要，这也是顶层设计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又比如，长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创新体现出“自上而下”的特点，但眼下为了适应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差异性，金融创新逐渐呈现地方推动的特色，如出现各种“金融创新试点区”等。然而，正如对“李约瑟难题”的解释之一是我国缺乏草根创新，自下而上的金融创新的动力最终也应落到“草根”身上。还有，拘囿于融资与政府推进的创新往往缺乏活力，对此理该进一步放松管制，发挥技术等因素的促进作用，给予市场主体以合理规避管制的创新空间。
　　总之，当前阶段所需要的金融创新，应该体现为以服务实体经济“弱势部门”为目标，激发民间创新活力为主线，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追求创新利润为补充。为保障这种新的“稳健”型创新，一方面需要从国家层面协调金融改革、管理与创新，另一方面则需完善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构造分层的金融监管机制。尤其需要给予地方政府在地方金融发展、小型金融机构管理等方面以合理的市场化定位，赋予合理的职责，同时弱化地方政府对金融的行政干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