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下行，压制了需求能力的增长，也变相放大了供给能力的过剩程度。这直接反映为大宗资产价格过速下降上，尤其是以原油、电力和煤炭为代表的能源需求，出现了大幅度不断走低的迹象，而且这种趋势还在从上游能源产业向中游能源直接使用企业传导，也由中游能源消费企业向下游工业制成品企业传导，需求和产品价格6月以来出现了让人忧心的急遽下降，秦皇岛电煤库存量一度冲上了940万吨的高位，距离941.5万吨的历史最高位仅咫尺之遥，煤炭堆场由于逼近库存容量而面临被迫关闭的威胁。
　　如果经济下行持续，需求和供给比例将继续恶化，短期再度平衡将无力或难以实现，不仅不能迅速扭转失调的严重局面，而且最终将促使商品价格体系瓦解，价格以走向大幅度下跌或跳水的情况去降低一个层次构建弱势形态的平衡。煤价大幅走低，已足以说明这个客观事实。
　　环渤海动力煤价格指数风云巨变，既说明煤炭价格跌势迅猛的严酷后果，也说明经济面临的更大的考验。6月20日，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平均价格报收每吨729元，创指数发布以来单周最大跌幅。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煤炭生产企业对经济下行估计不足，未能提前预见需求曲线快速走低的变化，导致实际产量严重脱离现实需要，超饱和警戒的库存积压愈来愈严重，过量供给的结果直接作用于煤炭价格。另一原因，主要在于煤炭需求企业受到了经济下行的干扰，未能未雨绸缪预计到用电量的罕见萎缩。作为电煤需求终端的全国六大电力集团，其煤炭库存都达到或接近了历史上限。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南方气温显著偏低，预计中的季节性用电高峰尚未出现，电力行业发电量和用电量两项指标巨幅下降，用电需求的峰值跟往年相比低了太多。与此同时，今年前四个月煤炭进口同比增长69.9%，累计达到了8655万吨，同比增加3549万吨，这也导致了煤炭供给过剩加剧，价格失去有效需求支撑而下跌的严峻局面。
　　煤炭这些关键性产品价格雪崩，无形之中加剧着社会对经济下行的担忧情绪。中金公司的观点应该是最有代表性的，在最近的一份研报中，中金公司把今年我国GDP增速直接下调到了7.8%，比其此前8.1%的预测低了0.3%，明年的GDP增长预测，也对应地降到了8.3%，比此前预测的9.0%低了0.7%。
　　早在去年3月，笔者就在《上海证券报》推出的“找准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的突破口”中，给出了GDP平稳下降的预测：“传承以前的高速增长态势，…‘十二五’头两年增长率或仍能保持在8%以上，但随着‘经济去房地产化，房地产去杠杆化’的逐步深入，经济增长率如以每年降低一个百分点测算，五年后不排除会探到5%。但最终年平均增长率依然可以达到7%的目标”。当经济运行的态势中下行越来越明显，正趋向于笔者预测方向的时候，笔者反而没有了中金公司那种过度悲观的看法，还是坚信去年和今年作为“十二五”开头的两年，纵然经济下行加速，但持续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的惯性，以及房地产市场保障性住房投资的拉动作用，却依然可以毫无悬念地带动GDP增长率定格于8%上方。中国经济最难熬的日子不在这两年，而在于“十二五”的后三年时光，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基本完成之后，房地产市场终结历史使命而彻底转势的过程之中，因为在原有推动力彻底消失，而新的经济增长活力尚未完全培育起来的时候，才是对经济发展动力的最大、最严峻考验。
　　因此，笔者以为，即使当下煤、电、油、气等物价快速回落，也不是代表经济下行失控的先导信号，更不应该简单视为异常信号而恐慌。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尤其是上游资源性商品，其价格走向回落是好事情，总比走向毫无支撑、没有道理的上涨要强。煤炭价格曾经历了价格虚高，脱离经济现实的较长周期上涨，现在走向回归经济真实的回落，走向剔除过度泡沫成分的价值回归，正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表现形式，是经济生活中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逻辑，是经济步入良性和健康轨道的正常路径，更是由失范无序走向合理规范的过程。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于今年4月的报告《世界经济展望》中，相比前一次上调了全球经济增速预测值，透露出IMF对世界经济复苏信心有所增强。IMF把中国经济今年的增长速度调高了0.1个百分点，把预测值锁定在了8.2%，远高于中国政府自身预设7.5%的增速目标。IMF甚至还把乐观估计延伸到了2013年，把明年中国经济增速预测为8.8%。事实上，在世界经济增速连续下降的这几年，中国经济呈现出高弹性的特征，保持了经济增长速度超世界的现实，不由IMF不对中国经济寄托更大希望，以“另眼相看”方式希望中国经济发挥更大的增长弹性和能力。虽然笔者并不认同IMF有关2013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但还是很赞成IMF对今年中国经济增速的预测值。至于中国经济明年是否能见底回升还需要深入观察，现在需要的是保持审慎乐观，保持信心。
　　面对当下经济下行的现实，我们没有理由过度悲观，过往的经历足以让我们相信中国经济所具有的调节能力，相信管理层有能力应对世界经济的复杂格局，我们应该从主客观方面看重中国经济化解矛盾的能力，看重中国经济自我完善发展的能力，看好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看好中国经济创新可塑的弹性。中国经济转型正进入实质阶段，文化产业的支柱性经济地位成为政策共识。中国经济有潜力、也有动力带动全球经济率先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