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稳增长被突出强调的背景下，关于楼市调控该坚持还是该松绑的争议再起。和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卷入争议漩涡的，除了地方政府、商界名流和形形色色的专家之外，还增加了国家发改委和央行这两个举足轻重的角色。
　　上周，在“央行下发加急文件推行七折房贷利率”和“国家发改委有可能为地产项目开口子以提振经济”等新闻报道的刺激下，楼市向暖的预期升温。面对公众质疑，央行和国家发改委先后予以紧急“辟谣”，称媒体有“市场炒作之嫌”。为此，涉事媒体还打起了辟谣与反辟谣的笔战。如此戏剧性的一幕，折射的不仅是新闻伦理之争，更体现了楼市中复杂的利益博弈。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下行的压力。在短期内出口或将持续萎缩、内需难以有效扩大的形势下，放松楼市调控，对于改善宏观经济数据的确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这也是政府刺激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娴熟套路。但问题在于，以这种方式换来的GDP增速的提升，还能算是“稳增长”吗？
　　稳增长是一个与科学发展观相对应的概念，它尤其强调增长的质量与增长的可持续性。稳增长是对“GDP崇拜”的扬弃。表现在数字上，稳增长不再以“保八”为目标，而是可以接受7.5%乃至更低一些的经济增速；表现在内涵上，稳增长追求的是产业结构优化、技术与管理创新、资源环境受到保护以及国民幸福指数提升，相应地，淘汰落后过剩产能、摆脱土地财政、挤压楼市泡沫以及防止经济脱实向虚，也是稳增长内涵中的应有之义。
　　因此，在房价依旧畸高、楼市泡沫尚未真正消除的当下，希望通过放松楼市调控来实现稳增长，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即便此举能够促成经济增长，那也是一种隐患丛生的增长，甚至是一种“伪增长”，绝非稳增长。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GDP增速与规模诚然可观。但是在扣除环境污染、资源透支、通货膨胀、房价高企、分配不公等副作用后，这30多年的经济增长给全体民众带来多少“正福利”呢？有经济学家认为，在所有正负作用相互对冲之后，中国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一个“零和游戏”。这种观点或许偏颇，但它的确为“GDP崇拜”经济增长模式敲响了警钟。需要从中吸取教训的，恰恰包括中国的房地产行业。
　　经济终究是为民生服务的，房子归根到底是用来居住的，因此，“居者有其所”是经济发展的内在使命。换言之，房子的最高价值不在于其价格，而在于它能增进大多数人的福祉。这是一个朴素的常识，只需要具备基本的良知和理性就能够体认。以此为逻辑起点，借助房价收入比这个简单尺度，不难得出在中国房价过高的判断。遗憾的是，放眼中国，多少官员、经济学家和社会精英，至今仍在打着各种各样的幌子，在这个常识问题上辩论不休。
　　最近几年，“房奴”这个有中国特色的现象，不仅在一线城市日益严重，而且还在向二三线城市蔓延。与此同时，大量房子闲置，甚至出现无人居住的“鬼社区”或“鬼城区”；官员、富人以及炒家拥有多套房产的比比皆是；开发商要么大肆囤地坐等涨价，要么采用饥饿营销的手法拉高房价；政府在“招拍挂”过程中以推高地价为乐。实际上，中国并不是一个因为土地稀缺、城市人口太多而导致房价高企的国度，城镇化带来的涨价因素不应被过分夸大。政府职能错位、炒作之风炽盛以及货币政策失误，才是中国房价畸高的根本原因。放在世界范围内看，过高的房价收入比也决定了中国房价应步入回归之途。
　　从目前看，尽管始于2010年的中国本轮楼市调控有“史上最严”之谓，但其价值取向仍值得称道，若能对其具体措施中的一些不足加以完善，并认真贯彻落实，则房价理性回归有望，这不仅有利于改善民生，推进中国经济转型，也将为世界其他国家破解房价难题提供可资借鉴的样本。
　　有一种观点认为，房地产关联上下游50多个行业，因此调控房地产会对这50多个行业产生负面影响。从短期看，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从长期看，如果房价在调控中下降到合理价位，居住需求成为购买主力，楼市成交量就会长期维持在合理水平，开发商从中获得合理回报，房地产上下游行业也将因此获得可持续发展。房地产上下游行业的从业者，本身也是高房价的受害者，他们和亿万民众一起，都会从房价下降中获得生活的改善。再者，房价下降还会为居民消费其他产品腾出购买力，从而扩大内需，其效果相当于为国民集体加薪。诚然，房价下降后，开发商和地方政府会成为利益“受损者”，但是这种“受损”对于开发商而言，本质上是让它们理智地告别暴利时代，享受行业平均利润；对于地方政府而言，一则让它们还利于民，二则敦促它们回归“守夜人”的角色。这种种结果综合在一起就是：房价下降将使绝大部分民众受益，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健康发展，而这正是稳增长的精髓所在。
　　的确，房地产在中国经济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将稳增长与楼市去泡沫化之间的逻辑关系理顺，切不可颠倒因果，混淆主次。一言以蔽之：纵容楼市泡沫与稳增长背道而驰，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计，以改善民生为取向的楼市调控决不可半途而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