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人民银行和银监会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确定首批试点额度为500亿元，同时提出了“扩大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池种类”、“扩大参与试点银行业金融机构数量和种类”等诸多新的思路。该《通知》的出台意味着一度中断的资产证券化改革再次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资产证券化产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作为推动金融市场化浪潮最重要的力量之一，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早已成为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金融技术。在国内，有关资产证券化改革的讨论和试点方案也早已有之，但因诸多原因，其发展历程多少有些一波三折。在2005年底，国家开发银行和建设银行开始了早期的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工作。试点虽还算成功，但由于基础政策的缺失（主要是税收豁免），以及相关部门对基础资产池和交易主体的限制较为严格，银行开展该项业务的积极性并不很高，以至于在随后的几年中，资产证券化的发展一直差强人意，增长极其缓慢。到2008年底，其总发行量也不过区区667.85亿元，远逊于同期银行间市场其他金融工具的扩张速度。2008年之后，随着美国金融危机爆发，资产证券化一度被视为洪水猛兽，国内本就进展不顺利的改革试点，也就势被束之高阁。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正式的资产证券化改革虽然在2008年之后陷入停滞，但具有中国特色的创新一直暗流涌动。特别是2010年之后，随着宏观紧缩的力度逐步加大以及银行资本约束的趋紧，不同类型机构通过合作进行监管套利，将信贷资产移出银行资产负债表，藉此规避信贷额度管控，且发展到了相当的规模。以致引发了监管当局对中国版“影子银行”的担忧，并进行了全面的清理和整顿。不管如何对其定性，这类创新提醒我们，在变化的外部环境下，资产证券化有其深厚的市场基础，也是金融体制改革终究不可逆转的趋势。
　　具体而言，如果从中国整体金融改革的大处着眼，资产证券化有以下几方面的重要意义。首先，资产证券化是推动利率市场化的重要手段。回顾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历史，不难发现其在推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通过不可交易的贷款资产进行重新组合和打包出售，不仅可以提高贷款资金的运转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提高信贷产品的可交易性，并由此提高贷款定价的市场化程度。从这一点看，推动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展，同时建立和完善相关的市场制度基础，是我国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必不可少的一项工作。
　　其次，资产证券化可为银行提供更主动的资本管理手段。通过资产证券化，银行可以有效地降低加权风险资产规模，在不追加资本的情况下维持既有的资本充足率水平。这意味着，面对不断强化的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银行可以进行更为灵活的资本管理，而不只是求诸于资本补充一途。这一变化不仅对银行业自身有利，对于中国资本市场长期健康发展，都会产生积极影响。
　　考虑以上两点作用，并结合近期有关部门针对利率市场化改革以及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新规的密集出台，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此时重启资产证券试点的意义所在了。当然，试点工作未来的发展如何，目前很难预计，但对如此基础且重要的一项制度尝试，在其再次上路之时，我们还是有一些期待与建议。
　　第一，应该明确长期发展的思路，避免方向上的反复。需要强调的是，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大规模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金融管控体系形成挑战和冲击，而这正是金融市场化改革应有的方向。对此，相关部门应有明确的认识。否则，若只是试图在短期内增加信贷供给，或是给某些产业和借贷主体提供些许资金便利，那情随事迁，他日有关部门严控信贷的冲动再起，此项改革难保不再经历波折。
　　其次，应逐步完善风险管理体系。尽管有利于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推进，但资产证券化蕴含的风险也不言而喻。为确保该业务长期健康的发展，必要的风险管控体制必不可少。除提高信息透明度，引入外部评级等制度外，还应有更为全面的制度设计，来抑制资产证券化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可能导致的各种道德风险。而且，在试点推开之后，还应根据具体产品的风险特征，制定更为细致的监管规则以及资本要求，将其纳入统一的监管框架之内。
　　第三，应逐步优化市场结构。从之前发展经历来看，对基础资产过于严格的限制，导致银行参与动力不足，因而有必要适度扩大基础资产范围，进一步优化产品机构，以促进市场供给的增加。银行主导的市场主体结构容易导致银行交叉互持现象，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资产证券化分散风险的功能，因此也亟需扩大市场主体范围，进一步优化市场的结构，除引入更多的银行外，还应适当考虑引入诸如证券、保险、信托等非银行金融机构乃至非金融企业。应该说，在几部委日前出台的试点《通知》中，以上几方面的内容都有提及，具体的实施情况如何，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