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宏观经济数据延续了4月的疲软态势,工业增速虽有回升但增幅较小,如果考虑工作日因素(今年5月相比4月,多了两个工作日),则今年5月的工业实际增长很可能低于9%。不到10%的工业增长所对应的中国经济增长,应该不高于7%。结合PPI的超预期回落,综合分析来看,中国经济确实整体偏冷。 面对自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的不佳表现,一方面,一直以稳健而略显从紧的货币政策已经开始有所松动,央行已经连续三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6月7日更是宣布了3年来的首次降息。另一方面,积极的财政政策也陆续出台,高铁投资再次启动提速计划,家电下乡、汽车下乡政策重启,各类项目审批加快。广东、广西大钢铁基地项目的审批通过,“铁公机”(铁路公路机场)和“三铁”(高铁地铁城铁)项目陆续上马。在对2008年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造成的严重后遗症的质疑声还没过去的时候,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似乎又拉开帷幕,对此,国人理该保持足够的警觉。 毋庸置疑,在目前的中国经济形势下,为了确保“稳增长”的大目标,货币适当放水和加快“十二五”项目的审批和建设是应该的,也是必要的。但是,眼下的投资无论如何必须把握住两个原则:一是有利于经济结构转型,促进资源利用效率,鼓励创新型产业发展;二是能促进民生,加快推进中西部地区和经济落后地区的基础建设项目,特别是民生项目的建设。而且,总的来说,我们仍需保持宏观调控“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目前考虑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还为时尚早。 从短期看,上半年经济减速,总需求回落是大背景,考虑到去年年底开始的信贷增加,以及上半年项目推进带动的需求增加约有半年左右的时滞,预计下半年的有效需求会逐步回升。另外,5月CPI和PPI同比涨幅双双回落,加上国际油价下调、夏粮丰收、翘尾因素回落等因素,未来物价涨幅仍有一定的回落空间。这为进一步降息和降准留下了操作空间。毕竟经过此次降息调整后,一年期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仍处于近三年来的高位。尤其是目前的准备金率20%,依然偏高。综合来看,考虑到去年下半年GDP增速的低基数、近期政策逆周期叠加效应的释放,以及未来的货币政策预期,经济有望在下半年企稳回升,当前经济增速的回落,我们认为仍处于可以接受的范围,第二季度是全年经济增长底部的概率较大。 从中长期看,经济增速预期的适当下调,总需求的回落将拉低通胀水平,有利于加快经济结构的调整。一边实施扩张政策的同时,一边积极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特别是推动实业的重新振兴,就成了当下的必然选择。 但是,转型知易行难,我们之前已失去不少机会,而要改变原有的路径依赖非得有个长期的过程不可。我们已别无选择。此时,不妨先从加紧调整心态做起。 近10年来,我国年均经济增长速度维持在10%左右,高居世界首位;年均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一直超过20%,有些年份甚至达到惊人的40%。这种“双高”增长的局面,非常容易导致经济“虚胖”。因此,今年“两会”提出7.5%的经济增长目标,不仅是在为过快经济增长势头降温,也在为我们近年来迷恋的发展观念降温。毕竟,未来中国能维持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8%和财政收入增长10%的水平就实属不易。我们不能沉迷于过去的业绩,需要及时调整心态,以平常心对待经济和财政收入的增长回落。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借助资金和技术的引进,依靠比较优势和后发国家优势,采取以低成本为主的竞争策略,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就。2007年,中国GDP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在如虹的经济增长气势下,许多人已经习惯了GDP和财政收入“双高”增长的局面。但是,我们必须看到的是,2011年,我国人均GDP已经超过5000美元,北京、上海、广东等发达地区人均GDP已经超过10000美元,已接近或进入中等发达国家收入水平,而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在这一经济结构转型时期,由于资源优势、比较优势和后发优势逐渐弱化,而以创新为主的内驱型经济增长模式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经济增长速度的适当降低,为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升级提供了良好契机。如果在这时着急推行经济刺激计划,由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受限,盲目加大投资只会进一步加剧产能过剩,或推高通胀,而无益于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近十年来我国财政收入连年超经济增长,这一方面得益于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和房价的飙升,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征管措施的不断完善和陆续出台的增税政策。去年以来出现的财政收入增速下滑,既有房地产市场调控的原因,也有经济增长趋缓、价格涨幅回落、企业利润下降的原因,更是“结构性减税”政策的预期结果。楼市的红利也许还有得吃,但疯狂饕餮的可能性则不再有了。据有关模型测算,中国楼市在未来三至五年内都将处于供大于求的环境中,两三年内甚至可能积压2亿平方米以上的住宅,而进入到2020年后,住宅的需求将从增长进入下滑,楼市将成为夕阳产业,中国的房地产已正式进入下半场。税收方面,“结构性减税”已是我国中期财政政策的必然选择,如果政府继续期望于税收的高速增长,给税务机关下达高速增长的指令性任务计划,带来的最终结果只能是“明减暗增”的尴尬局面,企业减负的愿望无从谈起,“结构性减税”政策的效果将大打折扣。 (作者赵晓系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金保系经济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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