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广州市人保局和卫生局日前发布的数据，2012年广州市公务员公费医疗预算资金为14亿元，占人保局50亿元收支预算近3成，同期广州市210万农民医保费用安排不到8.2亿元，远低于公务员公费医疗的预算资金。数据也显示，广州市对城镇居民和农民的医疗保险财政补贴总额，仅为公费医疗一年花费的52%。
　　公务员公费医疗资金比全市农民医保费用高出70%，财政对城镇居民和农民医疗保险的补贴，仅为公费医疗费用的52%，这两项数据的对比，形象地说明了公费医疗的成本何等高昂。而广州市公费医疗的现状，以及所凸显的公费医疗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在全国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近年来中央和一些地方加紧推进公费医疗改革，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要切实降低公务员医疗保障的成本，有效减轻财政的负担和压力。
　　目前，我国的基本医疗保险主要包括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三部分，参保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自己交纳医保费，在就医后按一定比例报销医疗费用。而公务员（以及部分事业单位职工）享受公费医疗，既不用交纳医保费，就医后还可以按较高比例报销医疗费用，他们享有的医疗保障待遇，明显高于参加医保的农民、城镇居民和城镇职工。现在进行公费医疗改革，将公务员医疗保障纳入城镇职工医保体系，就是要打破公务员与普通参保人员之间的“双轨制”，逐步实现公务员与普通参保人员医保待遇均等化。在这个过程中，如何能够降低公务员医疗保障的成本，减轻财政负担和压力，秘密既在于“开源”（公共财政加大对医保的投入），更在于大力“节流”。
　　具体而言，公费医疗改革前，公务员既不交纳医保费，而且医疗费用报销的范围广、比例高（有的是全额报销），其结果是导致普遍的过度医疗和医疗资源的浪费。改革之后，公务员既要自己交纳医保费，同时医疗费用报销的范围和比例都受到相应的限制，其结果是过度医疗和医疗资源浪费将大为减少。试想，等到广州市的公费医疗改革完成后，公务员像其他城镇职工那样自己交医保费，医疗费报销也受到限制，财政每年为公务员医疗保障实际支付的费用，必将远远低于现在每年十几亿元的水平。而且，通过公费医疗改革遏制了公务员就医中的过度医疗，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浪费，但并不会降低医疗服务的质量，不会给公务员享受医疗保障带来不利影响，相当于财政节约了一大笔钱，同样办好该办的事。
　　以上是公费医疗改革涉及的第一笔“账”。治理还有一笔“账”，就是在取消公费医疗的过程中，国家财政向公务员提供医疗补助，也有必要认真算一下。1998年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建立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决定》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在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基础上，享受医疗补助政策。根据这个规定，各地推行公费医疗改革，主要以两种方式向公务员提供医疗补助：一种是公务员的医疗费用按城镇职工医保标准报销后，个人负担的部分由财政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另一种是公务员参加城镇职工医保，同时享受财政提供的“补充保险”。这两种补助，用北京市人保局一名官员的话说，都是为了确保公务员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
　　有人批评说，一边取消公费医疗，一边由财政对公务员提供医疗补助，确保他们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这与传统的公费医疗并无区别，有“换汤不换药”之嫌。其实，如果深究起来，确保公务员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确保他们的利益在公费医疗改革中不受影响，又有什么不对呢？最好的改革，是在不直接损害社会成员利益的前提下，通过权利、财产关系的重新安排，调动所有人的积极性，增加社会总财富，实现“帕累托最优”。公费医疗改革如果能保证公务员的医疗待遇不降低，同时使其他参保人员的医疗待遇逐步有所提高，那就实现“帕累托最优”，再好不过了。由此算一下公务员享受医疗补助这笔“账”。一方面，取消公费医疗后，遏制过度医疗和医疗资源浪费“节流”下来的资金，比财政给予公务员的医疗补助要多得多；另一方面，“节流”下来的资金扣除公务员医疗补助，应当用于提高其他参保人员的医疗保障水平。两相结合，可知实现“帕累托最优”并非可望而不可即。
　　在公费医疗改革中，上述第一笔“账”算的是“经济账”、“效率账”，国家财政是最大的赢家；第二笔“账”算的是“公平账”，公务员在物质上和医疗待遇上没有吃亏，其他参保人员的医疗待遇也应当有所提高，逐步实现与公务员医保待遇均等化。只要注重了公务员和其他参保群体的利益均衡，兼顾了效率与公平两本“账”，公费医疗改革没有理由不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