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份关于“中国养老金缺口将达18.3万亿”的研究报告引发高度关注。无论我们愿不愿意面对，中国老龄化进程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来得快。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11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为74.4%，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这是中国劳动人口比重十年来首次下降，也显示老龄化加深，人口结构面临拐点。
人口结构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影响深远。它意味着社会用于养老的资源总量的增加，比如，需增加有关养老的财政支出、提高企业养老金的支付水平和配置更多与养老有关的公共设施等，这些都意味着经济资源配置格局以及国民储蓄格局的改变。
西方发达国家率先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建立了福利国家制度，然而与之相伴的却是政府长期承诺的迅速扩大，沉重的债务负担正在吞噬着政府的财政资源。那么中国应该选取什么样的养老保障制度模式呢？中国的养老体制安排需要与“未富先老”的国情相一致。在较低收入水平下解决中国养老问题，既要考虑人口老龄化对现行养老保障体系的挑战，又要考虑量力而行，防止对长期增长带来冲击。
从社会发展规律看，养老保障模式的选择受制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传统。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养老保障模式也有很大不同。就养老保障模式而言，分为家庭保障模式、国家福利保障模式和多元支撑的社会化共建保障模式三种。在我国人口结构发生快速变迁、传统家庭养老保障功能萎缩、政府财政支付压力加大的情况下，推进社会化养老共建保障模式应该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首选模式。而这种多支柱支撑的社会化养老保障模式就需要养老公共服务体系、社会化养老机构、社会养老保险、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和个人储蓄性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制度设计的全面跟进：
第一层次：加大社会基本养老保险的执行力度。由政府、企业和个人三方统筹模式，即企业和个人为主，政府提供补贴，实行现收现付筹资方式，是一种强制储蓄型的养老保障模式。
第二层次：积极发展商业养老保险。采用自愿性原则，将个人经济能力和偏好选择与保险计划结合起来，实行积累制筹资方式，也就是商业资助型保障模式。
第三层次：积极壮大养老基金规模，为养老基金保值增值寻找出口。如果不尽快改革现行的养老金体系，降低养老金体系中的隐性债务，那么未来养老金赤字很可能变成中国政府的隐性赤字，给政府带来财政和债务风险。
因此，为了保障现金流，如何拓宽养老金融资渠道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应该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拓展股票投资、债券投资、私募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投资，把养老基金做强做大，并使之成为中国人养老的“财富池”。
第四层次：延续居家养老模式。从真正体现“供养与反哺”的血脉相承和中华道德传统的角度看，居家养老模式还是最被认可的，但要看到，新的年轻一代面临的是“421”的家庭结构，政府如何通过各种养老补贴制度，为其减负至关重要。
第五层次：通过针对老龄人口的福利政策，建立退休养老待遇与工资增长脱钩，与物价上涨相挂钩，真正让老龄化福利与国民收入增长同步。
以上这五大层次也许并不能完全涵盖养老保障体系的全部，但是从战略高度认识中国老龄化及其养老保障问题已经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