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经济数据描绘的图景是工业增速低位徘徊、物价指数走低，人们担心经济将惯性下滑且可能超出政策容忍边界。出台万亿刺激计划、大幅降准降息甚至全面放松房地产调控等呼声不断。此间观察家认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从两位数增长平台向相对趋缓增长平台过渡，这种客观趋势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也不是宏观政策力量所能左右的。考虑到中国潜在增长率下降的大背景，未来应注重发挥市场　“倒逼机制”作用，推进结构调整。
　　与过去三十年相比，中国经济最大不同是劳动力供给发生转折性变化，并将深刻影响要素相对价格、经济增长动力、货币投放方式等系列问题。二元经济条件下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条件逐渐消失。更重要的是，我国新增劳动力在2012年左右开始急剧减少，资本边际报酬率将快速下降，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将出现下滑。这将深刻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因为主要的要素投入——劳动力、存量资本都不支持经济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潜在增长率不可避免下滑。
　　静态看，经济增速下降将带来就业缺口，但放在潜在增长率下滑背景下不必过于担忧。以往，“保增长”是为了保就业，但随着新增劳动力减少，需要匹配的经济增长速度也在适度降低。2009年四季度至2012年一季度，GDP增速从12.2%下滑至8.1%，但同期就业情况并未恶化，全国求人倍率（劳动力市场需求与求职人数之比）已经连续6个季度高于1，2012年一季度甚至达到1.08，创下历史新高，显示职位需求高于劳动者供给。这一阶段内，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平均工资也从1340元上升至2049元。反映在宏观层面，服务业价格指数的同比增速不断升高，并于2011年初创下4.6%的历史新高。
　　人口结构的变化还将对货币投放产生重大影响。过去的货币投放方式基本上是以贸易顺差带来的外汇占款作为基础货币、以土地等资源品为抵押、以高杠杆的房地产投资带动信用扩张和货币乘数，这一模式显然渐行渐远。
　　因此，应该谨慎使用逆周期对冲工具。理论上，降低资金价格能够刺激投资意愿，但实际上面临重要制约因素。经过2008年的宽松政策刺激后，政府、企业和居民杠杆率已较高，再度杠杆化的空间明显收窄。
　　数据显示，2012年一季度非金融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达59.2%，创历史新高，房地产业更是达71.7%，高额的地方政府债务也使得公共部门加杠杆空间有限。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世纪70年代后日本潜在增长率开始放缓，广场协议后，为了对冲升值维持出口竞争力，日本政府对内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银行对内债权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股价、地价、楼价大幅上升。1989年日本政府开始施行紧缩货币政策，利率快速上升，股价和地价随后出现“崩盘式”下跌，银行形成大量坏账，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过程。同样在广场协议后，面对马克升值的压力，德国对内货币政策依然极为稳健，而将功夫用到产业升级、职业教育等诸多改善经济结构、提升长期竞争力的改革上，避免了经济大起大落，保证了稳定增长。
　　诚然，当前我国现状与日本、德国有较多差异之处，但共通之处在于，潜在增长率趋势性下降后，社会心理会根据惯性维持以往的高速增长预期，那么纠正增长预期并在实施过程中给予耐心与定力，就显得非常必要。动辄放松银根忽视了政策见效的背景和环境，也与结构调整、持续发展背道而驰。因此，各方应对宏观调控保持足够的耐心，同时调控部门要下定决心，发挥市场　“倒逼机制”作用，推进结构调整，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力度，着力培育长期增长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