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是公募基金明星、私募领军人物的李旭利，因涉嫌“老鼠仓”而推上了被告席。
　　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前天开庭审理基金经理李旭利涉嫌“老鼠仓”一案，检察机关指控李旭利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非法获利1071余万元，情节严重，应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追究刑事责任。
　　作为投资基金的投资总监、决策委员会主席，李旭利轻轻松松地谋取到了899万元利润。从李旭利的案例中我们看到，“老鼠仓”行为在沪深证券市场依然很嚣张。“老鼠仓”侵害的是投资者，破坏的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的信任机制，市场要想健康稳定持久地发展，不消除这颗毒瘤怎么行？但现实是，尽管我国在不断加强对基金业的监管，并且已出台了《刑法修正案》来制约“老鼠仓”行为，而这些措施和惩戒力度却还远不能达到震慑并遏制“老鼠仓”的程度。
　　先看一下目前国内法律体系对老鼠仓惩戒规定。《证券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三万元的，处以三万元以上六十万元以下的罚款。”与动辄上百万、上千万的利润比，如此低廉的罚款， “老鼠们”作案动力十足。
　　再来看一看2009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七）》，这次修订将老鼠仓行为上升到刑法上，并按内幕交易罪处罚。根据此法，“老鼠仓”行为将视情节的轻重判罚，最高应判处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金。犯罪成本似乎提高了不少，但与海外市场相比，相差还很远。在美国，老鼠仓行为不但是经济犯罪，更是严重刑事犯罪。老鼠仓行为主体不光要被禁止从业，还要面临最高20年的牢狱之灾。
　　至于另外一个提高老鼠仓犯罪成本的惩戒措施——追究民事责任，在沪深证券市场则更显不足，甚至可以说还是空白。我国的立法迄今对老鼠仓行为主体应承担的民事责任没有具体规定，因此，只能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对老鼠仓行为来判定：它是一种侵权行为。而在《民法通则》中，对侵权行为采用的是过错责任归责原则，并且诉讼中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举证原则。再加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目前人民法院只受理虚假陈诉的民事赔偿诉讼，不受理内幕交易、操纵证券市场的民事赔偿。因此，基金持有人的民事权利无法得到保障。
　　回过头来仔细斟酌，在刑事责任上，现有法律追究“老鼠仓”的最高刑期是10年，比美国少了一半；而在追究民事责任上则基本上白纸一张，被侵害利益的投资者对此毫无办法。为了严厉打击嚣张跋扈的老鼠仓，彻底扭转公募基金成为基金“老鼠仓”获得巨额利润保障的怪诞局面，笔者强烈建议提高对老鼠仓刑事责任的判罚力度，将最高刑期也提高到20年，同时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尽早建立对涉及“老鼠仓”行为的民事赔偿制度，支持投资者获得民事赔偿。如此，不仅能切实保护众多基金持有人的利益，也能够加重“老鼠仓”行为的违规成本，狠狠打击其嚣张气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