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经济增长率急转直下，卢比汇率连创新低，印度经济陷入了资本外逃大潮涌起、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窘境中、尽管印度政府和主管部门大幅度收紧了外汇管制，仍无法遏制资本外逃的狂潮和卢比汇率的颓势。
印度经济的窘境，与其制造业落后、利用外资中组合投资占比过高脱不了干系：由于组合投资占比过高而投入制造业部门的直接投资过少，印度跨境资本流动的波动性甚高，经常对经济形势的一点变动就反应过度；加之印度始终未能摆脱持续的货物贸易和经常项目收支逆差，输入性通胀压力居高不下，使得印度央行在近两年经济增长已明显减速的情况下也无法放松货币政策，进而加重了卢比汇率的颓势。
但印度要发展制造业，吸引外资更多地投入实体经济部门面临一系列障碍，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不同利益集团都能对政府决策施加影响却难以凝聚共识，印度政府决策常常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党派政治的分散化、地方化发展趋势进一步加剧了这个态势。在对外经贸往来中，印度政府朝令夕改的特点就表现得格外突出。
典型案例如3月5日印度政府发布公告，禁止税号5201和5203的棉花出口。由于印度是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棉花出口国，印度的棉花出口禁令导致其国内外棉花价格一度应声大涨。在国内外压力之下，印度政府又于3月12日宣布废除这项禁令，但不再颁发新的出口许可证。通观此事经过不难发现，印度政府禁止棉花出口决策赖以制定的基础并不成立，而且造成了多方面的损害。
印度政府声称颁布棉花出口禁令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对印度棉花出口的需求出人意料地骤然暴涨，担心其中许多来自中国的进口订单可能是虚假交易或是为了囤积。然而，根据中国方面的贸易数据，中国从印度进口的棉花和纱线在过去三年里增长稳定，并未发生出人意料的骤然暴涨。至于说许多来自中国的进口棉花订单可能是虚假交易或是为了囤积，这完全不合常理。即使印度出口商有心开展虚假交易或囤积居奇，也只会选择近在咫尺的斯里兰卡、孟加拉国或巴基斯坦港口，不可能为此而选择中国港口，
印度此举也损害了印度作为棉花货源地的信誉。3月13日，中国棉花协会秘书长就此致信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阿南德·夏尔马，直言这种做法将“严重损害印度作为一个认真的贸易国家的声誉”，其结果是商户“将寻找更可靠的贸易伙伴”。今年1月中国棉花进口整体下降58.7%至32.7万吨，但那相当一部分是“春节效应”所致，外界普遍认为政府采购等因素将推动未来几个月中国棉花进口强力反弹，美国农业部预计中国今年棉花进口可能增长54%至400万吨，但经此事件后，估计中国更倾向增加从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进口。印度此举影响的并不仅是中国一家客户，中国这封信得到了由18个成员国组成的国际棉花协会合作委员会支持，国际棉花协会合作委员会会长马努·塔埃维尼尔在这封信上签了名。
2011年末印度政府宣布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结果没几天便收回。诸如此类频繁的政策反复，已经并将继续严重损害印度法规政策的威信。就在3月5日印度政府宣布棉花出口禁令后，经过头一天的市场“超调”反应后，市场参与者普遍认为这项禁令长期实施的可能性很低，多半会在3月底财政年度结束后变相自动消失，结果仅过了几个交易日，国际市场棉花期货价格便逐日回落。
在印度独立后的最初30年里，国大党一统天下，中央对地方拥有足够权威；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一批以邦为基础的独立地方政党发展壮大，与国大党和八十年代崛起的印度人民党鼎足而立，在11个人口4000万以上的“政治大邦”中，国大党和人民党执政的分别只有3个。近20年来历次大选结果也因此都是无一政党过半数的“悬浮议会”。
历史让印度地方政党掌握了全国性的政治影响力，可惜这些地方政党却始终盯着自己在地方上的一亩三分地，为此不惜损害全国性共同利益。2011年末印度政府之所以在对外资零售企业开放市场问题上几天之内便出尔反尔，就是把持西孟加拉邦的草根国大党等地方政党反对。更令人难以接受的是，作为受恐怖主义之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在建立全国反恐协调机构这件关系国民身家性命的问题上，狭隘的邦权甚至也压倒了印度的中央决策。这进一步加剧了印度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
在今年初的邦议会选举中，执政的国大党仅在曼尼普尔邦获胜，丢掉了北方、北阿坎德、果阿、旁遮普四邦。而在北方邦竞选失败，不仅意味着国大党在未来几年内在这个第一大邦的边缘化，更给国大党政治领导层更新换代增添了不确定性，因为主持操刀北方邦竞选的是一直被视为国大党接班人的拉胡尔·甘地，这场选战失败不可避免地大大损害了他的威信乃至尼赫鲁-甘地家族的威望，而缺乏强有力领导核心的政党也难以成为强势政党。
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印度朝令夕改的局面无法根本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