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5月经济数据显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仅上涨3.0%，不仅连续3个月持续下跌，更创下23个月新低；生产者物价指数（PPI）同比下降1.4%，不仅连续3个月负增长，更创下30个月新低。上述数据明确昭示，我国经济已进入通缩窘境。
　　CPI从去年平均5.4%的高位，下滑至今年前五个月平均3.5%的合理区位（新兴经济体），固然有值得欣喜之处，这表明我国经济短期内已告别通胀。但当下CPI和PPI如此急速且呈连续下滑的态势，则表明我国经济的通胀“旧忧”刚去，通缩“新忧”又来，而如果通缩久久挥之不去，则极可能形成与经济衰退强烈的负循环——经济衰退，导致通缩严重，而通缩严重会进一步加速经济衰退。
　　那么，应如何解当下“通胀”之忧，以免经济陷入通缩与衰退的负循环之中呢？对此，反周期操作一直是我国宏观调控的杀手锏，亦即是说，在通胀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紧缩和投资压缩，在通缩苗头出现时，进行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
　　那么，在我国经济通缩苗头已然出现之当下，再度启动的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似乎切合反周期操作理念。遵循这一逻辑，我们似乎应理解，在持续一年半（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底）的货币紧缩之后我国于2011年底迅速转向为货币宽松、连续3次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并于6月8日启动三年半以来的首次降息的缘由。我们似乎同样应理解，在地方债务总额高达逾10万亿元、银行隐性坏账大幅递增之下，我国当下再度启动大规模投资刺激政策的缘由。
　　但是，再次启动的反周期操作，能解我国当下“通缩”之忧吗？
　　有关的负面参照是上一轮反周期操作的“短效长痛”。2008年，我国遭遇美国次贷危机冲击，CPI从该年上半年的7.9%急速下滑至下半年的4%左右，GDP（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从2007年的11.9%跌至2008年的9%。面对如此险境，仅2008年最后四个月，当局即连续4次分别下调存准率和利率；与此同时，4万亿元的中央直接投资、各地逾10万亿元的地方投资亦迅速启动。
　　受此货币宽松和投资刺激的影响，我国经济迅速反弹，CPI在2009年处于-0.7%的低位，2010年回升至3.3%，GDP增速更在2009年的8.7%之后跃升至2010年的10.3%。但是，在取得为期仅2年的“短效”之后，我国经济随即陷入“长痛”之中：2010年下半年至2011年底通胀高企，天量投资所引发的巨额债务至今无法消解。
　　实际上，2008年实施的反周期操作，很大程度上是当下“通缩”的渊薮所在。在经济体制未能有效改革、内生动力未能有效激发之下，过度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和投资刺激，必会立即引发通胀高企、投资低效等副作用。若对此再行反周期操作，则又会“按下葫芦浮起瓢”，通缩和衰退随之而来。在我国经济面临通缩之当下，新一轮已然启动的反周期操作，有必要充分吸取前车之鉴，而不能再走过于依赖宽松货币政策和投资刺激的老路。
　　实际上，反周期操作仅可收短期刺激之效（亦可能积累风险），而惟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真正激发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才是解我国当下“通缩”之忧、防止经济持续恶化的根本选择。
　　相关的正面参照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应对“通缩”的系统实践。其时，面对GDP增速由1996年的10%下滑至1997年的9.3%、CPI由1996年的8.3%跳落至1997年的2.8%的困境，1998年存准率下调了5个百分点并连续三次降息，有关方面全面启动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次反周期操作之所以成功，并最终迎来其后长达7年的高增长、低通胀的美好时期，根本原因在于其时全面启动了经济体制改革，国企改革、银行改革、住房改革、教育改革，乃至医疗改革均在此阶段陆续展开，由此全面激活了我国经济的内生动力。
　　当然，十几年前应对通缩和衰退的路径选择，当下已不具备复制的可行性，部分更有进行修正的必要。但是，其时应对通缩和衰退的根本理念，当下仍有借鉴和深思的必要，那就是：反周期操作仅是解“通缩”之忧的相对次要条件，而结构性的、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才是绝对充分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