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份推出的温州改革“十二条方案”，归结起来有四个方面：第一，关于行业准入，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第二，关于小企业融资，采取包括发展村镇银行等地方金融机构、建立地方资本市场和发展各类债券产品等多种措施，支持小企业、小微企业融资；第三，关于资本项目开放，鼓励个人对外直接投资；第四，关于金融管理体制的改革，建立地方金融管理体制。
　　上述四个方面似乎包罗万象，但其核心应是“民间资金”四个字，其直接目的是希望解决前一段时间当地因民间资金链断裂引发的金融秩序混乱。允许民间资金参与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是让原本“地下”金融活动走上台面；支持小企业融资应是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后的目的；鼓励个人对外直接投资同样是为民间资金找出路，只不过是让民间资本从过去全国范围内的炒地、炒房、炒商品扩大到全球范围内投资；至于建立地方金融管理体制，无疑是要让具有信息优势的当地政府来监督民营资金的运作，并承担后果。
　　对于规范和鼓励民间资金进入正规的金融行业，笔者举双手赞同，但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就金融改革本身而言，是不是让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我国金融体系的痼疾？第二，既然自2005年“非公经济36条”颁布以来，民间资金进入相关领域依然步履维艰，那么此次鼓励民间资金进入金融行业会不会有同样的结果？
　　对于上述两个问题，笔者只回答第一个，因为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小部分蕴含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中，大部分取决于未来政策的实施。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即就目前而言，民间资金进入金融领域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金融体系痼疾。整个金融体系的资金错配，一方面是高额储蓄导致金融体系资金“过剩”，另一方面是众多小企业、创新型企业得不到资金支持。民间资金进入金融行业无非增加机构的数量，改变了部分机构所有权结构，但机构数量增加和所有权性质的改变都不是解决问题的药方。
　　我国银行业机构数量已经很庞大。截至去年末，已有包括大型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在内的各种银行业机构3769家，网点19.6万个，这些机构（包括全国性的股份制银行）中也不乏民间资金的身影。如果进行历史的纵向比较，现在较之改革开放初期，银行业机构的种类和数量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与其他大国相比，同样毫不逊色。但是，为什么迄今还会面临小企业融资难、创新企业融资难，以及所谓“流动性过剩”引发的炒地、炒房、炒各类商品的现象呢？如果说国有控股银行“傍国企”、“傍垄断行业”，并且赚得高额利润，那些民营参股、控股的金融机构难道不也一样吗？换言之，让温州的老板们开设新的金融机构，它们日后的经营行为与现在的银行机构不会有两样，而且可以预期，它们同样不会满足于只在当地经营，而是要实现扩张以获得更高的利润。
　　应该说，资金错配的痼疾部分源于高储蓄，部分源于其他两个因素——实体经济的垄断和（传统）银行业在金融体系中的垄断。
　　实体经济的垄断是银行业追逐大客户的根本原因之一。经过十多年的商业化改革，我国银行业机构——无论国有控股还是民间参股控股——大多数已经被改造成了追逐利润的“现代商业金融机构”，利润的高低和经营状况直接影响银行管理层的腰包和职位，因此，有垄断就有垄断利润，就有银行业机构逐利的身影。至于小企业，因为成本高利润薄，自然不会受到青睐。
　　然而，问题就在于，为什么实体经济会形成垄断？笔者以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源于地方政府对地方经济的普遍干预；第二，管理各行业的部门事实上已经成为维护行业垄断的利益集团。第一个原因大家提的很多，不过这一因素对整体经济的负面性不很严重或者并不明确——一则因为上世纪90年代打破地方割据的改革卓有成效，二则地方之间的竞争在很多发展经济学家看来是有益的。然而，对于第二个原因分析并不多，但现在已被一些人认识到，这是目前导致我国实体经济垄断的最重要因素之一。2005年“非公经济36条”颁布7年后依然不见成效，其原因在于没有打破以各部门为核心的利益集团。而且，以打破行业垄断为取向的改革，往往交给主管该行业的相应部委去操办。试想，既然大多数人不是壮士，哪可能出现“壮士断腕”？
　　传统银行业在金融体系的垄断是银行业机构追逐大客户的第二个原因。我们知道，金融体系大体分为银行业和资本市场两个部分。在几乎所有的大国中，资本市场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尽管会有一些金融产品（如美国的ABS、欧洲的CDO等结构化产品）、一些市场（如美国的纳斯达克小板市场　、OTCBB等）是为小企业、创新企业服务，但解决小企业融资问题根本上是依靠银行业机构。这其中的经济学道理很简单：资本市场善于处理标准化、批量的信息，而小企业、创新型企业的信息是不透明和非标准化的，需要依靠银行业机构挖掘信息，并进行整理、甄别和分析判断。这里引申的推论之一是，温州方案中提出的发展地方资本市场和小企业债券等，即使不会在未来引发可能的金融混乱，也不太可能对小企业有显著助益。
　　我国资本市场尽管自2005年以来有了长足进步，迄今依然不尽人意。例如，就股票市场而言，虽然我国股票市值已经位列世界前三，但由于严格的行政审批，股票数量比印度还少。就债券市场而言，虽然银行间市场自2005年开始采取了备案制，并因此推动了市场的迅速发展，但是上世纪90年代颁布的《企业债条例》规定，企业发债不得超过其净资产的40%，这依然束缚着非金融企业债券的大发展。
　　因此，笔者认为未来金融改革主攻方向不在于是否允许民间资金进入正规的金融行业，而在于两个方面：第一，实体经济领域必须放松管制；第二，资本市场应放松管制，同时加强部委协调。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许多人认为经验教训之一是，金融不能“自娱自乐”，必须为实体经济服务。换言之，金融是第二位的，实体经济是第一位的。既然如此，实体经济不改革，金融改革又怎么能够成功？就资本市场放松管制而言，其与实体经济中交通、通讯、教育、石油等行业打破垄断所要求的条件并无二致。如果继续希冀各分管部门主动地“壮士断腕”，那就如同2005年“非公经济36条”颁布7年后还无结果一样，我们可能将度过另一个“七年之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