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从国际还是国内环境看，我国生物医药产业正处于难得的战略机遇期。来自国际的新技术浪潮，正在推动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努力跟上世界潮流，国家政策的大力激励给生物医药产业注入了鲜活的生机，而庞大的内需市场又充满了商业潜力。
　　上月底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规划》将生物产业列为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同时承担国民经济四大支柱产业的重任。此前，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医药处负责人对媒体表示，《生物产业“十二五”规划》预计生物产业产值到2015年将达3.6万亿，较2011年产值1.5万亿增长一倍以上。政策利好，正带动生物医药产业风云涌动。
　　生物医药是生物产业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是一个生物医药产业大国，但与全球生物医药产业相比，还处于低端地位，中国生产的绝大多数是仿制药，国际差距大，这与中国的大国地位极不相符。不过，客观地说，生物医药产业是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相对较小的高技术领域。世界生物医药产业处于成长期，由少数跨国公司控制产业发展的垄断格局仍未完全定型，这为我国在局部领域实现突破提供了机遇。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政府都已把生物医药产业作为新经济增长点来培育，通过采取不同政策和措施加速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
　　目前我国生物医药行业企业有700余家，2009年总销售收入约753亿元，是医药行业增长最为迅速的领域之一。然而，和许多新兴产业一样，生物医药产业在起步阶段快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融资难、研发能力薄弱、新药审批时间过长等诸多制约。
　　资本的逐利性，决定了资本市场大多是支持盈利的，对烧钱的生物医药研发难以保持持久的热情。鉴于中国资本市场一直以来很少得到某个具有影响力的项目的丰厚回报，资本的胆子也越来越小，愿意介入生物医药的资金也就越来越少。尽管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市场前景广阔，但企业的融资渠道却始终不够宽泛、多样，国内懂行又有长远目光且具有持久耐心的投资机构真可谓凤毛麟角，加之生物医药从研发到上市销售的周期太长，几乎没有一笔资金愿意或者有能力从研发初期一路陪伴到最后，通常都在半路劳燕分飞。
　　正因为如此，药物研发投入偏低、新药畸少，成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的切肤之痛。建国60多年来，我国创制的获得全世界承认的新药，迄今还只有青蒿素和三氧化二砷两种。中国目前的生物医药研发大约落后西方同业20年至30年，且大多数属于仿制药，平均新药开发的费用仅占销售额的2%。“十一五”期间，医药企业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不到3%，重点药企研发投入占总收入比约为5%。虽然“十二五”期间，中央财政动员的“重大新药创制专项”资金约为400亿元，但这样的投入水平仍远远不够。相比之下，外资药企的研发投入比例往往占销售额的20%之强。
　　我国新药审批的最大弊端是时间过长。向国家药监局申请进入临床试验规定，审批时间是60天到90天，但实际上多数企业通常要等上一年。而美国新药临床试验申报审批时间为一个月，印度为几周到30天。新药审批的时间过长，非常不利于我国的新药研发：一方面，使本国的许多医药企业贻误了最佳时机、增加了成本；另一方面，也很不利于外国公司在我国从事新药研发。
　　就目前而言，在引领生物经济的制高点已成为各国特别是大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点的大背景下，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世界新一轮发展竞争的焦点。全球生物科技与医药产业在向全球分布的同时，其越来越明显的趋势是产业的聚集化。对此，笔者以为，怎么做强我国的生物医药产业，目前至少可以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以产业集群为导向大力招商引资。产业集群具有产业集中度高、产业爆发力强的特点，与单个企业融资相比，产业集群融资所形成的独特产业环境加大了企业守信度，集群所结成的网络使企业逃废债务的可能性变小，大大降低金融机构的经营风险，容易受到各路资本的青睐。
　　其次，生物医药产业具有高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回报三大特点，全靠新药研发来支撑。故而，研发攻关应以自主创新为驱动力，需从资金投入、人才集聚、成果转化三个方面下大功夫。这是我国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关键所在。
　　再次，以宽进严出为原则提高审批效率。药品直接关系到人的健康安危，慎重审批是必需的，但过于慎重，又会坐失良机。因此，对新药审批既要谨慎又要积极，理应在保证安全系数的基础上设法提高审批效率。为此，可以学学欧美的做法，对临床前研究大开绿灯，在项目审批上放宽标准，然后精心培育维护项目，严格要求，决不迁就。在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则须层层把关，一丝不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