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我国耕地、水等农业生产基本资源短缺矛盾突出，农业环境污染问题加重。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确保主要农产品稳定供给，需要抓住机遇，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
依靠现有农业生产资源只能满足我国农产品的有限供给，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势在必行、大有可为。
我国粮食生产呈现四个趋势。一是虽然我国粮食生产实现“八连增”，农民人均纯收入连续多年较快增长，但农业发展仍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实践表明，农业科技没有突破性创新，粮食增产潜力有限。二是粮食供求由总量平衡、丰年有余到紧平衡，这一趋势将长期持续下去。据预测，到2020年，粮食需求总量将达到5725亿公斤，粮食产量增长难以满足消费需求增长的需要。三是我国由农产品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转变，农产品的国际依赖程度不断提高。2010年我国大豆进口5480万吨，与上一年相比增长28.8%；小麦进口120万吨，增幅为36%。四是外资在我国种子产业份额中不断扩大，并由蔬菜、花卉向粮食扩展。
我国农业生产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条件已经成熟。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进出口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且逆差呈现明显扩大态势。2009年、2010年、2011年我国进口大豆分别为4255万吨、5480万吨、5264万吨，按照目前我国大豆平均单产120公斤计算，相当于每年利用4.2亿亩的国外耕地等农业资源；再加上植物油、棉花、食糖、大麦、橡胶、剑麻等植物类农产品进口，相当于每年至少利用9亿亩的国外耕地和水资源，相当于我国总播种面积的1/3。
海外农业开发成为国际竞争的热点。农业资源的国际合作开发，无论对土地资源稀缺的国家还是对土地资源闲置的国家都有吸引力，如日本、韩国、沙特、科威特等国，土地资源有限，难以自主保障粮食需求，很早就开始到海外购买或租赁土地，满足本国市场需求。日本海外农田面积3倍于国内；韩国在海外经营的农田面积近200万公顷，超过其国内农田面积；海湾国家近年来在非洲、东南亚、中亚和欧洲多个国家达成磋商租地、购地协议；印度专门修改法律支持海外农业；一些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加入海外农业开发行列。
近些年，我国农业“走出去”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总体上看投资较少、规模较小、布局较散，缺乏国家主导的大行动。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应注意做好以下工作。
把豆、棉、糖、胶等我国短缺的农产品作为农业“走出去”的重点。我国豆、棉、糖、胶等农产品国际依赖程度较高，应把这些短缺农产品作为“走出去”的重点。目前，我国耕地资源刚性减少，跨国集团在我国农业产业领域的份额逐渐扩大，已影响我国重要农产品供给和总体物价水平，农业产业安全受到威胁。如果豆、棉、糖、胶，甚至玉米等重要农产品价格话语权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农业产业安全难以保障。
选好目标国家，采取“打包”方式签订政府间协议。选择政治稳定、投资环境好的国家作为投资目标国。购买、租用土地用来种植豆、棉、糖、胶等作物，不仅可以保障我国市场需求，而且对东道国解决农产品供应、就业、出口创汇等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双赢互补的合作。目前，我国在国外的投资项目比较分散，涉及援外项目、矿产、石油、进出口信贷、种植业、畜牧业、林业、纺织业等，如果出现风险，政府难以顾及每一个企业。所以，我国应采取“打包”方式与相关国家签订政府间协议，并加强协调，统一使用谈判筹码。为固定关系、互惠互利，对开展合作比较成熟的国家，可以适时开展自贸区谈判，降低政治风险。
创新投资方式。一方面在东道国租地、买地、种地，建基地、搞实业；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资本运作，开展合资、参股、收购，建立收购、仓储、加工、运输体系，控制进出口渠道和定价权，降低租赁、购买土地的敏感性和投资风险。二者并举，不可偏废。
有针对性地培育农业“走出去”企业。农业“走出去”投资大、风险多，需要专业人才，而我国的农业企业大都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应利用国家外汇储备充足的有利条件，有针对性地培育一些中央企业、农垦企业作为境外农业投资的“主力军”，充分发挥其在农业耕作技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技术优势和经验。同时，引导非公有制企业和中小企业开展境外投资合作，发挥其经营灵活的优势。应大力培养外围服务企业和专业人才，以投资顾问公司、律师事务所、会计公司、公关公司、猎头公司的形式，招揽、组织当地人才、华人华侨以及有驻外经验的人员为我国境外投资企业服务。
设立专门机构协调农业“走出去”工作。农业“走出去”工作涉及国务院14个部门和金融机构。为保障协调的有效性和及时性，应在现有“走出去”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基础上，进一步加强领导协调。一是设立常设性的协调机构；二是加强我驻重点国家使领馆的人力投入；三是建立类似仲裁委员会的带有强制性和影响力的机制，防止我国企业在境外恶性竞争影响国家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