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检察日报》报道，山东德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刘治温犯贪污罪、受贿罪，数罪并罚，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但在法庭上，他如此自我辩护：“按所谓的潜规则，我应该发大财，但我只让老伴收了熟人送到家里的几笔钱，就是想占点小便宜，而对许多其他人送的钱，我都拒绝了……”
　　应该说，这样的论调并不新鲜。广东茂名市公安局原副局长李天福去年在庭审时，也曾为自己辩解说，所套用公款均为请上级领导吃饭、送礼，非自己所得……这是公开的秘密。其言外之意，是这些“小腐败”是司空见惯之事，在某些官员眼里，都是可以“容忍”的。
　　“可以发小财”，能成为部分官员的潜意识，与某种论调相印证。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就认为，腐败在任何国家都无法“根治”，关键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
　　问题在于，“民众允许的程度”怎么界定呢？以刘治温来说，仅在当地社会福利中心工程建设期间，就非法收受工程承包商、工程供货商贿赂累计164万元。面对如此巨大的贪腐数额，这位贪官却觉得没“发大财”。贪官眼里可以“适度容忍”的腐败，完全就是民生利益难以承受之重。由此可知，对腐败现象，本来就该“零容忍”，而不能有任何“适度容忍腐败”的意识。
　　任何国家不能“根治”腐败，也许是一种客观现实，但在主观上，还是不该认同有什么“民众允许的程度”。古语说，“求其上则得其中，求其中则得其下，求其下则无所得”。不是对腐败“零容忍”，而是“要控制到民众允许的程度”，这种论调，涉嫌为一些贪官心中那种“适度容忍腐败”进行背书，也给一些贪腐失范的权力创造更多利益掠夺的舆论空间。
　　必须警惕“适度容忍腐败”成为部分官员的潜意识。这就要求，正视民众的“腐败痛苦感”，而不要让民众在腐败面前变得更加麻木，对腐败分子更加妥协。“适度容忍腐败”，只会对反腐倡廉形成巨大的损害，进一步助长腐败现象的发生，最终给民主法治与社会公正造成更大伤害。
　　中央一再强调：“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是党必须始终抓好的重大历史任务”。这些年来，中国在反腐败道路上也做了很多工作。上个月国家预防腐败局网站上刊登的一篇文章显示，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满意度由2003年的51.9%上升到2011年的72.7%。但必须强调的是，民众满意度的提升，靠的是对腐败“零容忍”的综合治理，而不是“民众允许的程度”上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