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将于6月1日起正式实施。因其适当降低了举证标准和认定难度，引入了恶意推测条款，对违法犯罪形成高压威慑，对于净化市场环境、弘扬理性投资理念具有重大意义。
　　一个基本逻辑是，投资者决定投资买入一家公司的股票，是基于对该公司基本面和未来收益的了解和预判，而这些了解和预判必须植根于真实的信息披露环境。如果对财务数据和相关信息披露作假，那就意味着投资的目标失真，必将引发认知混乱，市场将成无本之木。
　　从已经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来看，“财务注水”已成非法谋利的主要手段之一。如同“注水猪肉”谋取暴利一样，绿大地、银广夏以及蓝田股份都是通过财务造假，虚增交易，给利润“注水”。银广夏的情况更为严重，瞒天过海制造虚假出口、伪造税单。“财务注水”当然是严重的犯罪行为，必须依法惩处。
　　在企业IPO过程中，除了企业本身有造假动机外，相关的中介机构也负有直接责任。如绿大地公司曾经两次上会，华泰联合均担任保荐人。现在东窗事发，理应对其保荐行为进行司法调查。目前，虽然证监会已对保代人员做出处罚，但绿大地案不能就此画上句号。应当追究相关中介机构的民事和刑事责任。
　　保荐机构参与作假，就像律师作伪证一样，是毫无争议的犯罪。先说在财务信息上的作伪证。有人错误地提出，既然我国现行的公司上市规定设置了明确的财务指标门槛，那么企业包装上市、虚构利润就与制度缺陷有关。这是没有道理的。企业为了达到上市的财务标准，把不同的企业组合到一起，这是可以的，但必须是真实的“组合”，必须是真实的财务信息。为了达到上市标准，拼凑资产、做假账、制造假证据，这和普通刑事案件中的作伪证一样恶劣。
　　再说在审核程序中的作伪证。绿大地曾于2006年10月第一次上会，遭发审委否决。为此在二次过会前，其上市团队通过所谓“封闭培训”，把所有发审委委员可能问到的问题都设计出答案，让如今已是阶下囚的何学葵等人背得滚瓜烂熟。其目的就是为了“把戏演好”，欺骗发审委。最终，不法分子“成功地”骗取了上市通行证。
　　对于要不要保留发审委制度、IPO要不要审核的问题，前期有过广泛的讨论，绿大地一案恰恰证明了，发审委从事的工作是程序性审核而非实质性审核。如果发行人出具了齐备的申请材料，并且中介机构都签了字画了押；同时，申请人面对现场质询都能对答如流，脸不变色心不跳，就有可能“成功地”欺骗过会。不过，企业真正上市之后，问题还是会水落石出。此时，事后追惩就将发挥作用。至于相关审核人员是否也有舞弊行为，也需要调查，一旦发现将依法予以严惩。总之，对于市场参与各方面而言，诚信始终是最根本的一条底线，逾越底线必须惩罚。
　　在此，笔者要对呼声极高的“零容忍”、“司法介入”两个提法做一点说明。我们今天强调对内幕交易“零容忍”，并不是过去执行的是“2%容忍”、“10%容忍”。对于违法犯罪，监管者一直是零容忍。在2010年10月国务院转发证监会等五部委《关于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意见的通知》之后，包括高法、高检等部门负责人发表谈话时，提到过“零容忍”。郭树清主席去年提到“零容忍”之所以备受关注，说明公众对于承上启下的监管层寄予更多期待，对零容忍的高压态势表示欢迎。笔者认为，“零容忍”是一种态度，但公众更期待“零漏网”。
　　很多人认为，我国长期以来过于倚赖行政权力打击内幕交易，司法权力介入严重不足。其实，“司法介入”从2001年就开始了：当年7月证监会成立了稽查二局，主要就是为了司法力量介入。稽查二局的主要成员来自公安系统，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负责涉及刑事犯罪案件的侦查。到2007年，稽查一局和稽查二局合并，行政和司法稽查力量进一步统一。2010年10月，国务院批转五部委关于打击和防控内幕交易的意见。到今年5月，出台“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和证监会出台了《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这是一脉相承。应对证券内幕交易，对全世界都是难题，取证难、认定难的问题将长期客观存在，需要不断提高稽查能力水平。
　　“内幕交易司法解释”和“四部门意见”出台之后，关键在于执行。长远来看，要逐步实现行政执法与司法执法两种力量在职能、职权、队伍、指挥上的“四统一”，建立起具有准司法性质的监管机构。如此，才能把“零容忍”的态度兑现为“零漏网”实绩。除了行政机构和司法机关，人民群众的力量绝对是不可忽视的，要大力发挥公众（包括媒体）监督的作用，这是对有效执法、高效执法的重要支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