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就国内经济运行是这种情况。但从世界一体化角度看，工业化和城镇化是有一个基本适应的规律。也就是说，中国城镇化滞后工业化，意味着中国工业化在支持世界城镇化的发展。并且，中国城镇化还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主要推手之一。
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互相促进的关系。与世界总体情况相比，中国城镇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化。2010年，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全球平均城市化率为50.9％，工业化率26.1％，两率比值1.95，同年我国城镇化率51.3％，工业化指数是46.8％，两率比值是1.09。发达国家更高，美法英德日分别达到了4.1、4.11、4.09、2.64、2.48。“金砖国家”也远远高于我们，巴西、俄罗斯、南非和印度分别为3.22、1.97、1.38和1.15。
根据北京大学周其仁老师研究结论，道格拉斯·诺斯研究发现，在1970年美国的全部产出中，来自交易部门的贡献高达46%—55%，发达后的美国有更多的人力资源从直接生产部门转移到“交易部门”工作。后者通常聚集于城市，所以城市化率比工业化率有更快的提升。今天中国工业是为全球市场供货，是借助了“世界城市体系”的帮助。周老师认为，离开了香港、新加坡、汉城、东京、法兰克福、汉堡、洛杉矶、旧金山、芝加哥、纽约、伦敦等世界城市的商务、物流、技术和融资等多方面的服务，中国制造要坐上天下出口的第一把交椅，应该没有那么容易。显然，中国的发展没有促进中国的城镇化，而是推动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
我国城镇化滞后原因在于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贴补了世界城镇化的发展，为世界城镇化作出了贡献。而在国内则造成了经济发展的失衡。
一个是产业失衡。去年，我国第一、二、三产业占GDP比重分别为10.12%、46.28%和43.1%，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世界比较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均达到70%左右，美国超过了75%，香港超过了90%。发展服务业需要一个基本的硬性条件，这就是产业积聚和居住集中，就是城镇化程度高。城镇化与第三产业发展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产业越积聚、居住越集中，对服务业发展需求越旺盛，服务业发展的旺盛，为产业积聚和居住集中创造更好的服务环境，反过来促进进一步的产业发展、产业积聚和居住集中，推动城镇化更好更快发展。
另一个就是内需和处需失衡。已经工作和生活在城镇的1.5亿农民工，同工不同酬，并且基本没有或者很少享有社会保障，实际收入与真正城镇居民要低一大块。这意味着创造相同的GDP，但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农民工拿到的相对城镇居民要少，也意味着用于居民消费的比例份额要少。这就产生一个问题，农民工少消费这一块最终由谁消费、从而使国民经济实现良性发展的？我国经济发展实践最终给出的解决办法是外需，通过对外贸易把农民工没有能力购买的那部分销到了国外、海外。这些年，随着农民工队伍不断扩大，农民工该拿而没拿、该消费而没有消费的份额不断扩大，从而推动外需规模越来越大，这就造成今天我们讲的内需和外需失衡，这也是我国经济发展中最大的结构性失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