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以来的经济形势说明“稳增长”的必要性。政府扩大支出与减税，都是政策的选择项。但是，如何做才更有效，更有利于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则是当下“稳增长”需要着重考虑的问题。
　　此前的“保增长”，财政收支手段并用，稳定了经济，但也留下了巨额地方政府性债务，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012年的“稳增长”又该如何去做呢？
　　“稳增长”不能走老路。政府所作所为应该转向尊重市场力量，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扩大支出刺激市场需求，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扩大支出也有诸多不利。2008年的4万亿刺激计划，强化了国有经济的力量，在壮大国企的同时，削弱了民企的竞争力。若如今持续采取扩大支出的政策，那么资源很可能更多流向国企，不利于不同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此其一。
　　扩大支出规模很可能要借助于政府投资项目，这么做也可能导致政府行政审批权限的扩大并带来体制性复归的问题。此其二。
　　扩大支出规模，或意味着债务融资规模扩大，或意味着财政收入增加。从中国当前情况来看，政府举债仍有较大空间，但由于地方政府性债务问题仍未最终解决，地方债在一定意义上仍有可能向中央转嫁，扩大债务规模，势必增添未来财政风险的不确定性。此其三。
　　要靠增加财政收入的方式来扩大支出，这会给已经处于不确定性状态的经济带来更多不确定性，给本已陷入困境的企业雪上加霜。此其四。
　　尽管财政支出规模不宜扩大，但可以借助于财政支出结构调整，增加公共服务投入，如扩大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方面的支出，从而释放出更多的居民可支配收入，为经济增长提供最根本的支撑。
　　与此同时，减少财政收入也是非常重要的举措，其中不仅包括减税，还包括非税收入的削减，如基金、收费等。这样做，不仅最终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也会减轻企业负担、增强企业活力。政府面向所有市场主体的减少收入行为，是直接培养市场力量的行为，是尊重市场力量的做法。减收会带来财政压力，但收益也是显而易见的。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提高，最终会在带动经济增长的同时，促进财政收入增加。
　　从当前情况看，中国一年减税空间至少有5000亿元。2011年，中国税收总收入为89720.31亿元，比上年增加16509.52亿元，同比增长22.6%。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为73202亿元，同比增长23%。税收收入维持较快增长速度的年份，并不鲜见。1998年以来，中国税收收入基本上保持快速增长。2004-2011年，税收增幅分别超GDP10.6、8.7、7、20.7、9.2、0.6、12.7和13.4个百分点，其中除2009年因遭遇国际金融危机，税收收入增幅严重下滑外，其他年份均保持了较快增速。
　　前些年，税收收入预算数的增幅与GDP增速一致，也就是说，只要税收收入完成预算，预算支出安排就没有任何问题。那么，税收超GDP增长部分就可大致视为减税空间。如果经济保持正常增速，减税空间的高限大约为税收收入的10%。2012年，预算安排的税收收入为98289亿元，同比增长9%；2012年GDP计划增长7.5%。按此，减税空间的高限仍有8.5%。按此推算，2012年减税的高限大约为8300亿元。如果考虑到2012年以来税收收入增幅下降的事实，按保守估计，即按减税空间5%计算，2012年减税的低限仍可达5000亿元左右。
　　现在关键是一年5000亿-8300亿元的减税空间的分布问题。从现实看，营业税改增值税已在上海起步，其他地区的改革也箭在弦上。营改增如按上海方案向全国推广，减税规模可达400亿元。增值税和营业税起征点可进一步上调。按月计算的上限有必要由2万元提高到5万-10万元。这样释放出来的减税规模可达1000亿元以上。
　　消费税税目税率的调整有较大空间，减税规模的大小视方案而定。增值税税率有下调空间，也有下调的必要。17%的基本税率有必要逐步下调至10%。增值税和消费税减税不仅影响国内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还会影响进口增值税和消费税收入。近年来，一些国家的公司所得税税率已逐步下调，我国企业所得税25%的比例税率也有必要适当下调，以提高税收的国际竞争力。个人所得税还有减税空间，应降低最高边际税率。此外，一些具有相似功能的税种如车辆购置税、消费税（燃油部分）、车船税等可以考虑合并，并降低税负。
　　“稳增长”时期，减税就要大大方方减税。增税措施不必考虑出台。即使是以节能减排和收入分配名义出台的增税措施也不宜出台。增税不仅要考虑经济因素，公共政策视角也不可忽略。前段大幅度提高成品油价格之后全社会的普遍反应，就说明了这一点。
　　减税如果能与减费、减少基金收入等措施结合在一起，那么政府减收规模一年就有可能达到1万亿元。这关系到税制的完善、政府收入体系的再造。而收费和基金往往已成为某些地方或某些部门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力，要去除不合理的收费，必然要动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奶酪。“稳增长”的政府减收措施绝非方式的选择那么简单，也不只是通常意义上减收空间的确定问题，还牵涉到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布问题。